“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4)
2014-12-11 01:16
导读：后殖民理论充满歧义和差异，但化约化处理则可以看到，其实质无非是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所谓“东方主义”大致上可
后殖民理论充满歧义和差异，但化约化处理则可以看到，其实质无非是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所谓“东方主义”大致上可表述为：是西方人眼中的想象性“东方”：既有西方人中心主义式地“凝视”中国的文化渗透或文明冲突论，又有东方边缘迎合西方主流话语设定“被看”甚至“制造被看”；既有民族主义的文化拒斥的“说不”，又有东方学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获得中心权力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母语边缘文化身份，在分享中心话语权的同时，却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沉默”的话语。与上述话语理论相对，所谓“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西方”。即：既有制造西方神话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又有主张走出现代性而走向民族性或中华性；既有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进而对西方加以解魅，又有宣扬西方衰亡而东亚崛起论。在这种复杂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话语纠缠中，学者们的谈论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而且，在谈论问题时因对象的多元性，而使问题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获得某种“主体间性”。
（二），后学话语在中国的命运。
这种主体间性的丧失，使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难以过于乐观。有人将后现代分为解构性后现代和建构性后现代，但一般而言，所谓建构性后现代，是在解构性后现代将传统价值精神和文化意义消解后的废墟上，神学家开始树立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重建被现代性理性逐出话语中心的神学话语叙事。然而事实上，建构的后现代在诸多精神意向上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南辕北辙，因此“建构”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后”，而是有可能回到现代之“前”——形成新的神学主义话语中心。
反过来，有的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有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微弱的西化成果，可能被这种反理性或为理性设限的后现代主义打断，而后殖民话语则又可能给其面向西方现代化的热情浇上冷水，因此反后学的声音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动机不一，心理不一，目的不一，结论也不一。那么，当代中国是否可以仅靠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理会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理论？是否可以纯凭自己的好恶在网络化造成的全球化浪潮中退守一隅？是否可以单以一种传统或现代思潮为中心无视非中心话语而重新走向中心主义？我以为不可贸然下非此即彼的结论，获得相对正确的答案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
在这种后殖民主义接纳和拒斥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呈现出来，一方面能反省半殖民地处境中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在加入世界一体化中，先行审查自己的思维前提和现实前提，即全球化与族群问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需对西方“他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并对其话语谱系（discourse series）和思想局限性进行清理。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应该说，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的互文性（intertexture）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与全球性对立中的统一。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 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