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能成立吗？(2)
2014-12-15 01:05
导读：二 更何况我们大可不必接受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因为今天的人一说到“逻辑”，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还是西方的逻辑学范式。我们可以对“从
二
更何况我们大可不必接受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因为今天的人一说到“逻辑”，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还是西方的逻辑学范式。我们可以对“从根本上着想”有我们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这种“根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国所谓“形而上者”。所以，通过对“形而上学”这个短语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对更高层级的中、西哲学的共通本质有所把握。
“形而上学”本来是地道的中国货，出自《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用它来翻译西方最根本的哲学，是再精确不过的了。中国哲学就是研究那形而上的“道”的。那么，什么是“形而上者”？“形而上学”是对Metaphysics的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把他关于“第一哲学”的著作编在一起，名为Metaphysics，意思是“
物理学之后”，亦即编在自然科学著作之后。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看来，“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可以把哲学跟科学相比较而加以理解。
通常认为，“形而上”指无形之道（抽象道理、规律、本质），“形而下”指有形之器（具体器具、事物、现象）。例如孔颖达讲：“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这样说来，科学研究的是有形的东西，而哲学研究的则是无形的东西。其实这是不对的，科学同样要研究无形的东西，哲学同样要研究有形的东西。这里“形”是一个中介，形上、形下都要从“形”开始，由有形而至于无形，亦即由具体（事物）而至于抽象（道理），科学、哲学莫不如此。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无形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下学”（科学）都要寻求无形之“理”，而且都要由“形”出发，由“形”而后“上”，由“形”而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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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哲学与科学之区别不在对象上，而在“理路”上：一个是“往上说”，一个是“往下说”。这是“真理”在向度层次上的区别：科学所知之理，是往下说；哲学所知之理，是往上说。这“上”与“下”的区别，我们可以拿科学的“公理”（axiom）来作为一条中间的基线。对于科学来说，经验的归纳层层提升，但始终在公理以下；逻辑的演绎级级下推，当然更始终在公理以下；而对公理本身以及公理以上，科学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从公理往上说，也就是说，它就是要追问公理本身。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这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它不问的，这是作为科学的前提的“存在公理”；然而哲学却要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在？何以在？我们知道，康德就是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不可知的、只是作为逻辑假设的“物自身”。再如，科学和哲学都研究所谓“人性”，但是它们的理路截然不同：科学只是解决人性“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然”；而哲学则更进一步解决人性“何以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所以然”。比如《中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天命之谓性。”所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科学的规律就是“道理”，公理就是“道理的道理”；科学追寻规律就是“说出道理”，哲学追问公理就是“说出道理的道理”。
当年张东荪说得好：“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着想”了。这使我们想起老子的话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科学便是“为学”，哲学则是“为道”。中国哲学正是“为道”——天道，地道，人道。《周易·系辞传》说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