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2)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本人在1993年《文艺争鸣》第六期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即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这个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判断在后来立足人文精神、借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但是把批判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在当时重要的针对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并形成气候的，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这个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一直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流，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它在大陆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五四”以来通过文化解决问题的传统。(3)

除了直接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些人以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有影响的文章是尹鸿先生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和《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都花费相当多的篇幅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运用法兰克福理论批评中国大众文化的代表性文本。文章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它“标志了中国文化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4)

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文化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5)大众文化放弃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美学个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它们仅仅只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转瞬即逝。这些文本供人消费而不供人阐释，供人娱乐而不供人判断。它们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文化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