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5)

我虽然在近来的几篇文章中呼吁关注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方面有自己的理解。首先，我认为消费主义、日常生活关切与世俗化一样，其政治意义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阐述清楚，因为它是不断被历史语境改写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时候，日常生活关切（所谓“服饰、旅游、家居装修等日常生活方式”）的确发挥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因为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压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到了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急剧消退，消费主义本身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话语的政治含义也被迅速地改写，带有政治抵抗意味的日常生活叙事迅速退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解政治化的欲望叙事，它与政治意识的淡化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的重要症候。比如，70年代末的“靡靡之音”与“奇装异服”的批判性是当时的语境赋予的，而在消费主义本身日渐成为主流文化而且与国家意识形态渐趋一致的今天，情形就不同了。其次，正因为这样，对于日常生活同样也应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乃至新的阶级分析。在我发表于《文艺争鸣》2003年第六期的笔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个讨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方式、时尚话语的制造者是些什么人？”“谁在享受消费主义时代的浪漫和高雅的生活方式？”等问题。

关于大众文化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我早在1995年发表的《官方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中就进行了探讨。(14)我对于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的民主化潜力虽持肯定的态度，但却不像金元浦那么乐观和理想化。我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妥协性格，看到它在“官方”与“民间”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分析了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并行、交错、对立、渗透，以及冲突中有妥协、对抗中有互渗的复杂关系。(15)大众文化在官方所让出的有限思想文化空间内建构自己的价值规范、趣味取向与操作方式，它一方面在尽力取悦于市民大众，而另一方面又在谨慎地回避官方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禁区，把官民同乐作为自己的目标与策略。大众消费文化在拓展公共空间与民主化方面的作用常常是在追求经济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附带结果而不是自己的有意识政治诉求。即使我们承认中国有正在生长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那它也是在原来的政治社会的框架之中举步维艰。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从原先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中根本摆脱出来。也就是说，两者关系的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国家的权力仍然在强烈地控制与干预民间和社会的生活，尽管范围与程度有所缩小和降低。中国的市民社会在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处于难分难解、纠缠不清的关系之中。由于国家在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这就使后者得对它的权力抵制力极为有限。

上述结构性转换在文化与传媒生产与传播上的表现，就是权力媒介与市场机制的混合，构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与传媒的管理与运作机制，以及官方与民间混合型的文化空间。电视台与图书出版方面情形就如此。

总之，我的大众消费文化观比较复杂，并不完全地、无条件地肯定它的合理性，相反，指出了它们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畸变。在这方面我也显示出与“世俗精神”论者的某些不同，但是与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也不同，我不赞成机械搬用西方批判理论来解释这种弊端。相反，我认为：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对这种“弊端”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像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性的分析一样。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切实揭示中国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弊端的特殊社会土壤而不是流于抽象的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后者常常诉诸抽象的人性。要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中国的特殊社会体制环境与思想文化环境，来把握中国世俗化的消极面，不应当笼统地把道德滑坡归于市场经济或世俗化，更不要笼统地拒斥世俗精神或大众文化。“人文精神”论者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在批判“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时候，常常笼统地把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世俗化归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然后不加转化地将西方的批判理论（如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对传媒霸权主义、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等）用于批判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或者就是进行抽象的人性批判。这样，不但批判的准确性与力度大大削弱，而且不应当地忽视了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