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2)

尽管作者一笔带过地认为“大众文化的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文章的重点无疑是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众文化提供的是虚假满足，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二是它的“非现实性”的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解除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实践能力。我们看见的只有关于世界的影像，而没有“世界本身”；三是它的复制性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审美理想的消解。这种复制性导致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批评机制———这种机制一直是文化进步的现实条件和超越理想———这种理想则是文化发展的远景参照，从而为大众文化提供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商品拜物教———的终级价值。”很明显，这种对于大众文化的尺度是“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大众文化观的延续与体系化。直至今天，“人文精神”的这个批评范式在延续。(6)

这样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评体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特别是这些文章发表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显出众多的弊端且形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巨大挤压，其政治与文化功能已经不同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是：1、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比如：中国年代70末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与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效果”是否有更加特殊的原因（比如官方干预太多？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2、从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很难深入到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征内部去，常常只是重复精英文化的标准或者为大众文化增加不堪承受之重。(7)我们无论如何评价大众文化，都不能希望它表现终极关怀或体现先锋艺术的那种独创性。我正是在意识到批判理论的这个缺憾以后才开始了研究范式的转化（参见下文）；3、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常常不能切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没有能够结合具体的中国语境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政治功能。其中的批判主体是一个弘扬抽象的“人文精神”的、抽象大写的“人”（人类），而不是特定的阶级、时代、民族脉络里的人（小写）。这点与“新左派”大众文化批判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详下）。

二、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如果说批判理论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与价值立场，那么，现代化理论则更接近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从现代化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范式同样集中在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但其视角与价值尺度却又迥异于批判理论。现代化理论更多地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不是审美价值）。

这个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式的代表有李泽厚、王蒙，后期的金元浦等，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我本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中，我逐渐修正了我前期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形成了我的大众文化观。虽然我的系统反省批判理论的理论文章是发表在90年代末，(8)但是主要观点却形成于90年代中期，(9)我的论述角度开始从美学或伦理学转向社会理论。这形成了我后期的大众文化批评的主要特色，也构成我与“人文精神”论者以及“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最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后30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即把大众消费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极左的魅（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不管宗教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