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4)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文化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中国新时期的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那么，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正好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被松动与瓦解之时，而且它本身事实上也是作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的批判与否定力量出现的。如果说最早的、现代文化工业意义上的中国大众消费文化（而不是革命性“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

金元浦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式与评价尺度曾经产生过比较大的转变。在发表于1994年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中，(12)他基本上是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来对于大众文化进行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而2003年发表的《重新审视大众文化》(13)则转而为大众文化辩护。他认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在于：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2、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3、大众文化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金文对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力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近乎理想化。他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是弱势群体利益。大众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它开辟了迥异于单位所属制的政治（档案）等级空间和家族血缘伦理关系网的另一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范式内部是存在差异的。比较一下陶东风与金元浦的观点，虽然切入的角度不乏相似之处，但陶东风显然不像金元浦那么乐观。金文认为，大众文化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有冲击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大众文化还创建了大众的新的文化时尚与公共文化话题。从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一张VCD、磁带或者一场足球比赛，到服饰、旅游、家居装修，它日用而不察地形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进而进入一种制度形态。作为公共空间，大众文化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

应该承认，金元浦的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文化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拓展公共空间方面的民主化潜力，以及弱势群体利用这种空间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又开发很不够的研究视角。但是金文存在的问题是：首先，他对于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的体制环境（市场与官方的双重语境）注意不够；其次，他关于大众传播扩展公共空间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中的个别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而不适用于其他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官方化的媒体（如电视和报纸），同时也忽视了大众文化中许多站在中产阶级立场的那部分（比如《精品购物指南》）；再次，他对于大众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关切的估价也偏于理想化或缺少历史分析（比如认为练歌房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