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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生活(3)

2015-01-01 01:39

何出此言？为了避免言出无据的同时又避免因求据而无暇顾及我自己的出言，也为了避免触犯如今流行的知识产权法，这里再次就便借重一段韩先生的话：“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前期真正的哲学不可说的观念，认为真正的哲学也可说，真正的哲学也是可能的。但由于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今生今世的生活、体验（笔者不知如今流行的这两个词与说话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在此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反对这种流俗的神秘主义的），因而，哲学虽可说但没必要说。也许正因如此，他后来就几乎不谈人生意义问题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于上面所谈论的哲学仅指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哲学，而通常意义的哲学的范围要远比这广泛，因而职业哲学家们完全可以并有必要去研究、处理那些并不属于真正的哲学的哲学问题（！）。诸如语言是否本质；语言、世界和思想的关系如何……”[11]

怪不得我的一位同学和朋友逄飞说《哲学研究》这样的“哲学”是家庭主妇式的唠嗑儿；而以《哲学研究》为“材料”、“资料”的“研究”是跟在家庭主妇的屁股后头跑。呜呼，这些就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是啊，锅碗瓢盆，挺生活的。我不是批评维特根斯坦前期脱离生活吗？如今他也生活了，我应该高兴才是啊。我自己不也是在赶时髦，如标题所示，在谈论“哲学与生活”吗？可我谈论的是哲学与生活，是哲学生活。

其实正因为《哲学研究》是对《逻辑哲学论》的批判，所以它只是对它的批判。反对一个东西，表明他还要反对那个东西，表明他想反对、而事实上没有脱离那个东西。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只是想要摆脱某个东西，那么你一切的摆脱尝试都将不过是一再向世人声明：那个东西附着在我身上！这个情形适用于描述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生活。无论前期后期，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脱离生活还是贴近生活，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件是没变的：那就是力图反对、批判、摆脱（旧有的）哲学、形而上学。前期，他“为语言立法”，然后说哲学的工作无非是做司法官或警察──通过分析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句法，指出形而上学的言说是违反“语言”的、从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不过说是这么说，他自己却没有兴趣去做任何警察的琐碎分析工作。他更象一个颁布法律的君主。贤明的君主认识到他前期为语言立的法是武断的、不尊重语言本身的。于是他搞了一场君主立宪式的维新变法──撤消暴君的专制法律，树立“法”。天赋人权。生而平等自由。但是正象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只是陷入了新的束缚，并没有人真的从此投入生活，活得自由。就象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并没有真的从此投入“日常语言”，言说哲学，言说生活，言说哲学生活。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分析的琐碎公务之中。警察依然是警察，只是制服换了一套：肩章与领章上的图案由皇家的徽志分别换成了“国民警察”和“日常语言卫士”这样的字。要抓的嫌疑犯还是那一个：形而上学；只是罪名有所不同：以前说它违反王法，现在的理由则是化的文明人的说法：是的，首先你是自由的，你有天赋的说话权利，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封住你的嘴巴；但是，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与权利，你必须遵守语言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因为这法律不是别的，正是语言共和国里千千万万、各式各样、彼此之间血缘相连、面貌“相似”的祖国大“家族”的广大公民们民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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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警察的比方也许太硬，而且没有“文本根据”[12]。那就换一个软的，有文本根据的：“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13]我没见过无病的人。医生当然少不了。我也没见过不是正在患着病的医生。问题在于，如果大家同意维特根斯坦医生悲天悯人的忠告，一致商议好要在治好所有人的所有病之后，再开口说话，好好生活，恐怕就见不着一个有气儿的活人了。其实，根据维特根斯坦医生后期的医学理论，本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结论的：不但说话与沉默，而且健康与疾病原来也是彼此长相相似的同一家族中的成员。医生从来不可少，永远受人尊重。但往往只有刚进的病人和刚出校门的医生不适当地夸大这种重要性和尊重感以至于神秘的地步。治病的事情不再由神仙、上帝来做，医生也不再是神人中介的女巫。行医是千千万万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医生靠治病维持生计。历事丰富的医生从来不把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之外，再捉摸着怎样来拯救这群苦难的生灵；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作为这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人活着，而且往往顾不上自己也生着病，却兢兢业业地为人治病。他以他久经沧桑的智慧做了病的朋友，而不止是病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