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需要重建吗？——黄玉顺〈谈谈良知问题(3)

但在康德看来，像笛卡儿的“我思”——“先验的自我意识（先验统觉）只具有一种纯形式、纯逻辑的功能意义，这个‘我思’中的‘我’永远离不开它所思维的具体事物、内容即经验对象、经验概念。……如果把‘我思’（先验统觉）脱离开这些被思维的东西，脱离开具体实际的经验的思维，即是说，自我意识脱离开对象意识，那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了。那只是一种完全空虚的‘我’，不但毫无客观实在性，而且是‘一切表象中最空虚的表象’。这个‘我思’概念绝不能特有所指，因为它只是用以引导我们一切思维从属于意识而已，‘……我们甚至不能称它为概念，而只能称它为伴随一切概念的纯意识而已’”。⑤

康德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与佛教不矛盾。知识的我，逻辑的我，“我思”在佛教看来，也是虚幻的，正所谓——“自我意识脱离开对象意识，那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了。那只是一种完全空虚的‘我’，不但毫无客观实在性，而且是‘一切表象中最空虚的表象’。”也就是说，逻辑的我、知识的我、“我思”，本来也是一种“相”，一种“自我相”，一种对于自我的执著。无论在基督宗教还是在佛教，或在道家、儒家，这样的自我不但不是处于最高层次的，而且是要扬弃的。基督教要求信徒以耶稣的心为心，即是以上帝的心为心；佛教强调人要破除一切的自我（当然包括知识的我、逻辑的我）的妄想，才能得其涅磐真我；道家更极端些，要求为道日损、绝圣弃智，近于反知识的倾向；儒家则一致强调“德性之知”优于“见闻所知”，真我乃是道德之我。

四

我们知道，“德行优先于知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可有智的直觉”三命题，是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赖以建立的三大依据。就黄玉顺先生批评牟先生是“道德至上主义”，我以为这不是牟宗三一个人的问题，“良知的坎陷”严格地说也不是牟宗三凭空的杜撰。因为传统儒学本来就是有一贯的泛道德主义倾向的。而且我也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拒绝道德至上、不再道德至上的儒家。牟先生称儒教乃道德的宗教，这说法也许有些不伦不类，但深究起来，意思还是说得通的。基督宗教是最重启示性的宗教，在其教义中必然是信仰高于知识；儒家作为道德宗教，自然说道德优先于知识。一提起儒家，自然而然就应想到道德。当然对“道德”一词作怎样的理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以为，无论怎样儒家天然要讲道德的，将来无论怎么发展也应如是。而不讲道德的儒家必不是真正的儒家。只要儒家谈道德，一定是优先于知识、优先于见闻之知的。因为我们清楚儒家的“道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解“道德”一词中包含的无限深广的意义。

所以问题不在于讲不讲，而在于怎么讲。越是在这个崇尚知识的时代，越应当坚定不移地把道德讲下去。价值理性面对工具理性，绝不能低头。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诚然是引起许多争议，但我以为这里面是一个理解得是否恰当的问题。其实“坎陷”的道理，不仅在儒家有，在佛家有，在基督宗教也有，将来道家要发展也不能没有。“坎陷”这个词用得比较晦涩，而且容易有歧解。但说穿了，就是无限如何主动地介入有限的问题。

我想就不同宗教的不同提法来做一比较说明。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2章有这样的话：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说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为了拯救人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即所谓“道成肉身”。无限的道成为有限的人身。无限介入有限，无限化为有限，但本身仍旧有无限的品质，即兼有无限与有限的品质。无限介入有限，是来自神对人的爱，要拯救人的目的。

在佛教，要成就菩萨道，必须学习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除了了佛教教义、典籍之外，也要学习语言、文字之学、医学、逻辑学等等，相当于广泛学习时代的一切科学文化知识。为什么呢？佛、菩萨、佛徒们因着慈悲之心要普渡众生，要为人开示、说法，不能没有文化知识。尽管他已经在追求无上的最高的智慧，他也很清楚，这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一种执著，一种虚妄的分别，但是为了适应世人理解、接受的需要，权作一种方便法门。此种应变，正是无上智慧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