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2)
2015-04-30 02:52
导读：谈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过去的学者较多注意到商周以来的思想影响，而较少探讨其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尤其是原儒文化与原
谈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过去的学者较多注意到商周以来的思想影响，而较少探讨其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尤其是原儒文化与原始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首先，这体现在儒与原始或早期宗教职业者的关系方面。儒，实际上由巫、史、祝、卜这类宗教职业者分化而来。据说孔子（公元前551~479年）起初的职业即为“祝”，以相礼和办丧事为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1](p99) 。祝，即男巫。《说文》：“巫，祝也。”段玉裁说：“祝”乃“莁”之误。而“莁，能齐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莁，在女曰巫。”《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周礼·天观·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曰以道得民。”可见儒本身即术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熟悉诗书礼乐、为贵族服务、旨在以道得民的术士。
其次，儒作为孔子所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与原始或早期宗教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孔子注《易》，并以《易》为儒学经典，而《易》本来就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卜算”之书。《易经》“观物取象”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源自于原始的龟甲骨占和鸟兽骨占；作为《易经》之经文的“卦辞”、“爻辞”其实就是卜算辞；而“彖”、“传”所包含的“万物含生论”、“万物交感论”、“阴阳论”等，也莫不与原始宗教的“泛生论”、“泛灵论”，以及商周时代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五行论”相关。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儒与原始或早期宗教职业者这种密切的渊源关系，势必影响到原儒阶段儒家、儒学的基本世界观和主体观。例如，史前或史初宗教文化由“天-人”之两极所构成的基本世界观，仍然是原儒阶段儒家对世界看法的基本构架；而儒家文化中“性”、“命”、“礼”、“仁”等观念或思想，也可以在原始宗教乃至商周时期宗教神学中找到其各自的端倪。
当然，这里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原儒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律精神问题。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原儒文化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继承和保留了原始宗教或商周文化中的一些原型观念，另一方面，它又相因于变化了的社会、时代，而将这些观念加以取舍、整理和系统化，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以“天”、“人”为两极，以“礼”、“仁”为核心，以“圣人”或“神人”为人格理想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系统。中国文化及其主体精神的变迁也因之进入一个更为自觉并更富有自律性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儒思想文化一开始就否定了人，否定了主体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思想，乃至整个先秦哲学非常注重人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从《论语》到《孟子》，讲的基本上都是“做人”或“人治”的道理。这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主要偏重于自然和世界“本原”问题的传统大不相同。换言之，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相比，原儒思想乃至先秦哲学一开始就具有人本哲学的意味，而后者更多地具有自然哲学的色彩。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儒家文化的实际演进和最终结果却以“非人”甚至“吃人”为本质和归宿呢？究其原因，这仍然与原儒对世界乃至对人的基本看法有关。
从哲学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原儒的形而上思考仍然未脱离儒前时代的天人观；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仍然是围绕着天与人这对立统一的两极展开的；并且，在天与人二者的关系上，原儒强调的仍然是“天主人从”。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周易》 作为儒家最早的经典，在从原始宗教文化向儒家文化的过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周易》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无所不在的、具有原创力和统摄力的天道、天德——“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2](p2) ；另一方面，又十分推崇能顺应天道、尽善尽性的人道、人性——“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p68)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1](p58) 。由此，形成了原儒文化“天人合德”的基本主体观和价值观——“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 [2](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