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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分总体意义上的审美体验和这种——我们不妨称作——变异的审美体验。变异的审美经验的主要特征在型塑身份和意识时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并从而保持生理功能。这种审美体验过去被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描述为“顿悟”(epiphanies)的一部分,或者其他概念形式,比如“瞬间出场”(presence)或“高潮时刻”(sublime)。有了这样的前提,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强或约束中枢系统的方式实现转变。这种变异审美体验具有相当大的人文价值或作用,它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可以提供意识形态性的慰藉作用,并且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刃性,研究这样一种美感体验和价值,同样应当引起美学和美育工作者的重视。我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在这种变异的审美环境中需要的是更多地发现自我而不是失掉自我,是保持与现时的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而不是失去,是使其在肉身世界生态活动中进行的经历有着落而不是使其游离。也就是说变异的审美体验与肉身世界的经历密切相关,套用文艺美学理论的一句老话叫做“文艺来源于生活”,赛博空间的审美体验同样如此。在肉身世界难以营造虚拟世界的审美环境,而瞬间失意的现象却可以在赛博空间发生。当然,它又不可能是肉身生活的简单复制和再现,把那句老话套用完整就是还要“高于生活”。很明显,美感体验和形态的最后结构,以及审美价值的实现与肉身世界经历的内容和语境紧密相连,但绝不是机械翻版。复制和翻版不可能带来变异的美感,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流变的时间和空间。查看网上艺术博物馆站点,寻找原作的复制品要比寻找真正的数码艺术品容易得多,新媒体模仿现代媒体甚至传统媒体表现手法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如果不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积极的变异的审美消费和美感体验在这里仍很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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