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1)(2)
2015-05-29 01:14
导读：“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1961年，伯尔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以这样一种惹人恼怒的平静口吻说道：
“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1961年，伯尔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以这样一种惹人恼怒的平静口吻说道：“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经和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
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然而，更可怕的是——伯尔并不用“可怕”这个词，而是继续以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般平静的口吻说道（通过这种口吻，伯尔才真正表达了现代性中真正“可怕”的东西）——“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与那些被杀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一样，这个人——是的，这个人，伯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将审判一个人”而不是耶路撒冷的检察官公诉人所宣称的“恶魔”——恰如那些被害的广大老百姓一样，“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3]人们只是在做，高效率地做，到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海德格尔），但不知道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件（Ereignis）。
这种一无所知的状况在“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批评者那里甚至表现为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和要求，而在它们的读者那里则又在另一个极端表现为对感伤、绝望和沉痛的趣味性缅怀。在后者中，“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无意中培养了对“废墟”和“伤痕”的欣赏甚至迷恋。无论在批评者当中发生的道德责难还是在部分读者中发生的趣味沉溺，都远远离开了“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真实意义，而自身便成了持续弥漫的现代性“废墟”和“伤痕”的一部分。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无论“废墟文学”还是“伤痕文学”，这个名称首先乃是一个来自批判者的贬称，然后——在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被各自的作家本人欣然接受为自标的称谓。贬称，这意味着人们的“乐观向上的阳光性格”，他们不愿承认废墟和伤痕的存在，或者虽然承认但以为那仅仅是暂时的现象，不值一提。他们认为作家应该向着进步的未来展望，“多看看光明的一面”。他们揣测“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怀好意的以及会带来不良影响的。无论伯尔因为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案而遭到警察搜查，还是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的发表（1978.8.11）而遭致“主旋律”的批判，都是“废墟”和“伤痕”接受“阳光照耀或曝晒”的例子。
在这种处境下，当伯尔说：“我们对（‘废墟文学’）这个称呼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因为它是有一定道理的，”[4]以及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群中国作家也反其义而用之，欣然接受“伤痕文学”这个贬称的时候，作家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身份和事业认同的十字路口上：他要么以此作为反讽的（ironic）斗争武器，继续永恒的牛虻事业，要么以此作为玩世不恭的（cynical）做秀招牌，堕为文化消费机器的齿轮。伯尔显然成功地做了前者，虽然这比做一个大义凛然的烈士还要困难。正如马赛尔·莱西拉尼奇多少有点不怀好意地说的那样：“（伯尔）是德意志大师，同时也是莱茵河的小丑，两者合而为一。权威与轻率——这本来就很难相容共处。在目前，大概只有在知道警世者同时也是小丑的状况下，警世者的言论才有人倾听，这也许就是伯尔成功的原因，也使他扬名国际。”[5]
二、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古典政治的勇气和现代法律的平庸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相比之下，阿伦特就像伯尔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6]中的女主角莱尼一样“无限诚实”[7]。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思想家，仿佛从古代雅典走来的政治
哲学家，她因而显得比作家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马戏团游戏规则而遭受了更多的流言蜚语、刻毒辱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之平庸性（thebanalityofevil）的报告》[8]，阿伦特写了这本书，然而并不是以平庸的、小人物的或者小丑的方式。这是一场“起自远古的柏拉图作品的风暴”[9]在现代平庸世界的吹刮。“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现代人无法接受这场古典风暴的理性的冷静，多愁善感的、充满愤怒的好人们甚至把这种冷静理解为恶意的嘲讽、旁观者的冷笑。平庸的现代人只能通过狂热激情来佯装伟大，而沉思的观察和思考已不是他们所能承载的重量。实际上，单纯的平庸还不足以让艾希曼这样平庸乏味的技术官僚杀死数百万无辜百姓。能成就如此“伟业”者必同样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如果不是这种东西的支撑，就连希特勒都不能上台，更遑论艾希曼的占据杀人机器之齿轮的位置。在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发下而做的著名的米兰格兰姆实验中，人们也发现，在“为科学研究做贡献”这样的“高尚动机”支配下，被试者显著增加了其良心的麻木程度和残忍行为的可能性。[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