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1)(3)
2015-05-29 01:14
导读：这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在“第三帝国”还是在“文革”中都被称为“政治”。但这是什么政治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其所是的政治吗？政治无
这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在“第三帝国”还是在“文革”中都被称为“政治”。但这是什么政治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其所是的政治吗？政治无疑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应是无度的激情；政治不是纯粹理性的计算，但也不应是盲目的狂热。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结语的结尾，阿伦特曾按她的意思拟作了一段需要“勇气”（而她认为耶路撒冷的法官并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古典理性的勇气和古典政治的勇气）才敢向一个并非恶魔的平庸的“恶人”宣告的话。这段话敢于承认被告是“没有杀人企图的”，他的全部杀人活动也是平淡乏味的服从命令而已。但是，在这段话的最后，阿伦特说道：
“假定作为大屠杀的组织的顺从的工具，这成了你倒霉的原因，即使在这种场合，与你制定实施大屠杀政策、积极支持这政策的事实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么说，是因为所谓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是因为你指示、实行的统治，我们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必须对你处以绞刑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
这实际上是说：是的，艾希曼你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你是政治意义上的“敌人”。因此，把艾希曼放到法庭上去审判，这完全是搞错了地方。艾希曼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求政治的解决。因此，阿伦特的这一政治决断显然是比耶路撒冷法庭的法律判决更符合事情本身的性质，更明智，更“正名”。事实上，阿伦特曾暗示说，与其像以色列所作的那样派特工到阿根廷绑架艾希曼到耶路撒冷受审从而面临绑架活动本身的合法性质疑，还不如像谢洛姆·修瓦尔兹巴尔特在巴黎刺杀西蒙·贝特留拉以及特利里昂在柏林刺杀达拉特·贝依那样“直接在布尼若斯艾利斯街头杀死艾希曼”。这将更是属于政治的行动。从中可见，那种指责阿伦特同情纳粹、为纳粹辩护的人是多么不愿意也缺乏勇气去了解阿伦特的真实立场。实际上，根据阿伦特的思路，当人们把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分子推上法庭的时候，温情的人们已经是过分温情了，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本能，把一个敌人放置到刑事审判被告席这样一个富有尊严的位置之上，而且最终不得不因这一错位而导致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即在法律依据和程序存在诸多漏洞的时候强行予以法律意义的死刑宣判。）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阿伦特对于耶路撒冷审判之法理根据和法律程序方面有太多缺陷的卓越分析，也完全同意她最终把问题的焦点从法律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的明智决断。但是，正是在这里，出于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来、尤其文革十年来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又不得不生出重重疑虑，对所谓“政治解决”的疑虑。实际上，无论德国“废墟”的得来，还是中国“伤痕”的创痛，岂不正是“政治太多、法律太少”所导致的结果？
三、《伤痕》：对属于“过去”的母亲的背弃和悔悟（上海伤痕之一）
小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在文革的开始震惊于母亲被打为“叛徒”的政治定性。在铺天盖地的政治斗争热潮中，她开始怀疑自小母亲向她所展示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动摇了自小在母亲的亲情关系中所自然培养起来的对母亲的信任，而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政治上”对母亲反革命叛徒的定罪。于是她选择了那个时代很多政治积极青年所选择的道路：与“罪恶的家庭划清界限”，以便“投入火热的政治熔炉”。但是，由于客观的政治环境比她个人主观的政治激情还要“讲政治得多”，所以她所投入的熔炉并未能热情地接纳她，而是仍然把她视为那个作为政治敌人的家庭的成员。决绝地与母亲毫无联系的九年过去之后，晓华得知母亲“平反”的消息。然而当她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渤海之滨的边远农村赶回上海看望母亲的时候，她已经于头天晚上——而那正是中国家庭阖家团聚的除夕之夜——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