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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2)

2015-06-23 01:00
二、合理化的辩证法
哈贝马斯1980年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概括了启蒙时代现代性的理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照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以及自律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也有意于把上述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专业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④启蒙理想实际上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理想,它相信合理的知识和文化具有塑造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力量。理性和知识的进步不仅是个人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是整个社会生活和制度合理化的基础。
如果说黑格尔奠定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基础,韦伯则提供了对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模式。他最先明确地把现代性理解为合理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诊断现代性的命运。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去魅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现代经验科学、自律的艺术和普遍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正是依靠文化合理化的条件,独立于传统伦理关系的抽象劳动雇佣制度以及现代国家才有可能。
韦伯对合理化过程的分析运用了两个不同的合理性概念。在解释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现代意识转化时,他运用了复数、多元的合理性概念。在这里,“现代社会特有的意识结构源于文化合理化,而文化合理化包括认知、审美表现以及宗教传统的道德评价三个部分。有了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以及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三种价值领域就出现了分化,而且各自遵守自己特有的逻辑”。⑤在分析社会的合理化时,他运用的是狭义的工具合理性概念,认为目的—工具合理性概念是把握现代化的概念基础,按照目的—工具合理性组织起来的现代和国家是社会合理化的典型表现。基于上述分析,韦伯对现代性做了著名的诊断,他认为,随着社会合理化的成熟和完善,人类日益陷入“价值失落”和“自由失落”的困境。
关于意义的失落,韦伯的分析是这样的:(1)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不同价值领域的分化;(2)不同的价值领域都试图把自己的合理性的逻辑输入到社会生活结构之中,文化领域的冲突就会变成行为领域的冲动;(3)当这些相互区别的生活理想之间相互冲突的程度超过个性系统所能承担的能力时,就会出现生活意义危机。因此,理性毁灭“这种辩证法已经隐藏在宗教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也就是说,隐藏在了现代意识结构的解放过程当中: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其自身的普遍性”。⑥
自由失落与价值失落问题相关。现代社会价值已经多元化,不同的价值冲突缺少像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那样更高的调节力量。随着价值理性寄身于其中的宗教传统的衰落,人们越来越失去对自己行为进行价值导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追求自我利益和世俗成功之外,人生不再追求别的目的。现代企业和科层制国家正是依靠这样的文化条件才得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利用了文化合理化过程中积累的工具理性潜能,新的行为亚系统不仅独立于人们相互理解的生活世界背景,而且把自组织的功能要求强加于个人,个人不仅失去了根据价值理性自我行为定向的能力,而且陷入社会生活组织化打造的“铁笼子”之中。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现代性的诊断是片面的。
首先,就“意义的失落”来说,韦伯是以过时—35—名家主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新启蒙辩证法”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意义结构作为参照标准的,因而不能作为判断文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体并不必然导致从一神教、价值绝对主义到多神教和价值相对主义。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超验理性是没有寄身之所的,理性的同一性只能体现在合理性、有效性要求的共同程序性证明之中。科学、道德、艺术等知识领域的分化推论不出一定会发生价值冲突的结论。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其次,就自由的失落来说,韦伯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虽然在讨论文化合理化时,他使用了复杂的实践合理性概念。但在讨论社会合理化时,韦伯运用的是目的—工具合理性,因此他认为社会合理化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的趋势。哈贝马斯认为,实际上,社会合理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科层化,也意味着自我反思能力和民主地协调社会能力的提高。正如杜克海姆和米德等人著作中所分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现代性是一个价值普遍化和生活理想个人主义化同时发展的过程,韦伯只把握到工具理性的制度化,没有充分考虑交往合理性潜能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