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5)
2015-06-23 01:00
导读：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企业和国家等功能系统不是社会毒瘤,市场与道德、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是魔鬼与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企业和国家等功能系统不是社会毒瘤,市场与道德、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是魔鬼与上帝的冲突。市场经济和科层化的国家对维持现代社会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制度支撑,它具有生活世界所不具有的优势。交往行为的协调能力是有限的、昂贵的,它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需要反复地协调和交换意见,它无法协调大组织内部成员的互动问题。正是得益于现代经济结构和复杂的权力系统,现代社会才能自我维持和保持经济繁荣。关键不是粉碎社会所有的功能系统,把它们消融到个人自主调节的关系之中,而是正视它的存在,把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四、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性做出的实质性判断,这一判断针对的不是合理化的一般过程,而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特殊形式。哈贝马斯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欧洲封建等级向现代阶级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的扭曲和物化为标志的,生活世界受制于从金钱和权力中派生的、并变得自主的亚系统的命令。”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悖论在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之由社会融合转向独立于语言的驾驭媒体成为可能,由此分化出形式上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域。作为对象化的现实,后者又反过来行为的组织领域,并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已处于边缘地位的生活世界之上。”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钱和权力作为抽象的交往媒介取代语言的相互理解,侵入到它不该进入的领域,因而,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是“生活世界殖民化”。
虽然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症状,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把它视为现代性的内在趋势,也不认为是社会合理化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不是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化,而是由于它们力量的不平衡和冲突。仅仅从系统融合和社会融合已经大体脱钩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无法直接地推断合理化的结果是系统维持从属于生活世界的规范限制,还是生活世界受制于和国家的系统控制。现代性诊断和批判是具体的,不是历史问题。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论的交往理论重构,它解释了资本主义合理化模式的起源和最终结果:“合理化悖论是这样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系统合理化和分化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随后相对于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的规范约束而越来越独立,直到最后,系统的命令开始使生活世界工具化,并对它构成毁灭的威胁。”因此,资本主义是以牺牲实践合理性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存在和的。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病症有着特殊的表现,它既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点有关,又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有关。现代社会已经分化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生活世界又可分为由家庭和亲密关系构成的私人领域与以意志形成为目的的公共领域。同样,系统也分为以金钱为驾驭工具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控制媒介的国家,现代性的冲突正是在这四个领域的关系中展开的。在发达西方国家,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人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公民角色已经边缘化,日益被经济组织支配的职业者角色和福利国家支配的受益人角色取代,权力和金钱的影响源源不断地渗透到生活世界之中,社会成员不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政治领域都失去了自主性。就前者来说,个人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权力控制的对象,变成了福利国家支配的受益人。就后者来说,西方大众民主日益成为操纵选民实现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国家与市场日益脱离了来自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成了任意主宰个人的力量。但是,即使如此,哈贝马斯仍然坚持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危机的特点是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不平衡,本来应该限制和控制系统的生活世界反而受到系统的任意支配。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当代政治生活的之中,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危机和反抗形式做出自己的分析:“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中,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冲突,在许多方面已经偏离了围绕分配的制度化冲突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它们不是在物质再生产领域爆发,它们不能通过党派和组织疏导;它们不能被补偿缓和;相反,这些新的冲突产生于文化再生产、社会融合和社会化领域,它们以亚议会的、至少是超议会的抗议形式表现。隐含在它们之中的冲突反映了交往结构的行为领域的物化,是不能通过金钱和权力摆平的,它们主要不是福利国家提供的补偿问题,而是抗议和恢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或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总之,新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而是围绕着有关生活形式爆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