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2)
2015-07-11 01:12
导读：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1995年在中国的骤然走红标识出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游荡的话，那么，王小波和顾准所引发的讨论则可以看做自由主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1995年在中国的骤然走红标识出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游荡的话，那么，王小波和顾准所引发的讨论则可以看做自由主义在中国另立山头、公然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思想视野里的顾准和王小波的英年早逝都在思想界成为意义重大的话题。顾准对中国195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泛滥现象的反思和批评直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资源。借助陈寅恪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现和受到顶礼膜拜这一文化意义昭然的事件，保守主义作为词语在中国终于被“平反”，走出囚笼，公然言说。自由主义在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中慢慢撕下伪装，浮出水面。
然而，无论自由主义在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批判中发挥得如何精彩，都不能掩盖其在对1990年代新出现的下岗工人群体和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分层过程中被抛弃的现实的解释上的完全失效。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显然要求人们必须公平竞争，国有摆脱其道义责任和社会福利功能也势所难免，经济理性也肯定会成为政府行为的主导意识。问题是：当企业把原来的主人翁们甩出去之后并未出现曾经被预言过的情况好转，工人们在下岗后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但继续恶化，而且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希望。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
数学者这样说，但没有人检讨自己是否曾经为鼓励工人下岗高声呐喊鸣锣开道。自由主义的主张对此现象无能为力。数目比下岗工人远为庞大的农民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在自由竞争里的艰难处境也应该让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尴尬，但他们转而谋求在试验基层民主制度。至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行是否有助于农民们摆脱现状，专家学者们一言不发，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有人论证。农民们遭遇的信息不对称、身份歧视、历史造成的各种起点不平等也被忽略不计。由此，1990年代以来官方和所谓的民间学者们所呼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在主旋律的位置上就大大值得怀疑，而不是受到礼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推进和节节胜利固然使中国经济在数字上一年年的膨胀，但这种数字膨胀究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仅仅从国家机器把限制人的自由当作手段惩罚人们的罪恶这一简单的事实来看，任何人都没办法否认：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们自由的享受各种经济数字膨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无数雇佣者们的悲惨现状被隐藏在媒体渲染的背面；当国际资本越来越自由的进入中国的时候，广东的打工妹们被强迫劳动和被关禁闭的事实同样被学者们在讲坛上鼓吹全球化的好处时横飞的唾沫星所冲走；当各种各样的矿主们西装革履的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矿工们的生命却危在旦夕；当新贵们出入无星级酒店、在小姐们的身上肆意揉捏时，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们的年龄甚至还没有他们自己女儿的年龄大，她们本该高兴的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正在做“新新人类”。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从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都在流淌肮脏的血——在1990年代的中国不幸变成了预言。当城里的先生们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样不知道，自由对许多人来说过于奢侈了，他们的温饱都还成问题呢！资本的势力让无数的农民走进监狱一样的工厂，和矿主们签下生死文书、姑娘们把自己的身体兑换成一叠一叠的钞票，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家人温饱、孩子上学这类最初级的要求。自由主义者们忙忙碌碌的在空调营造的环境里殚精竭虑的想要批驳马克思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知道马克思的话正在变成现实？
自由主义可以面对这些坦然的说，自由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你有某某权利，至于能否实现则纯属你个人的问题。是的，法律早就把“人人平等”写在了梁上当作广告。法律说，你有权利接受，但是你没钱接受教育就不是法律的事；法律给了你与别人签订协议的权利，面对生死协议，你有权拒绝；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卖淫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的动机是善良的，也肯定没有放纵种种罪恶在世上蔓延和散播的故意或过失。但是，他们不知道下岗工人每个月怎么用不到200元的生活保证金安排自己的基本生活，不知道农村的姑娘们在被蹂躏的时候流过多少纯洁的泪水，也不知道他们在签下生死契约的那一刻的无奈和尴尬。他们仅仅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火车上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绝对是一种耻辱，妓女玛丽昂卖淫完全出于身体偏好，“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等等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