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3)
2015-07-11 01:12
导读：一位自由主义先生说自由主义者们和新左派们的立场歧异更多的不是因为理论分歧，而是因为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境遇的不同。谢天谢地，终于说了一句
一位自由主义先生说自由主义者们和新左派们的立场歧异更多的不是因为理论分歧，而是因为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境遇的不同。谢天谢地，终于说了一句城市的话！在各种媒体和场合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们大多具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小的时候曾经一度优裕，甚至许多人还曾为俄国文学所激动。文革中先后参与或目睹了红卫兵们的狂热、个人崇拜的愚昧，也大多经历了该死的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返城参加
高考，毕业后成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从此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在他们的生命中，苦难与文革同义，有了文革才有了他们的苦难，而这短暂的受难恰恰和一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重合，对于个人生存体验的记忆和对一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相互纠缠，分不清，理不顺，最后构成了他们理解和批判现实的基本原点。八十年代初期以后，他们纷纷走上社会舞台，逐渐成为所谓的第四代人，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对改革的支持首先源自于他们从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大举措——恢复高考——中直接获利，而且，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与官方话语始终保持着方向一致，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节奏上的快慢不一致。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利益再调整对他们的冲击其实不大。在这代人的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他们唯一的苦难体验被等同于政治灾难，而且，在他们下乡的时候并未“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心态上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真正的下层来说的优越感。普通民众所体验的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间都不曾消失的、来自现实生活的逼迫和来自于种种权力的压迫所形成的、绵绵不绝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隔膜的。所以，他们缺乏观察和批评现实中的不平等的耐心，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就并不奇怪。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是，知识分子们并不承认这些身份上的差异，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民间。1989年的事件使曾经一度有所
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原本已经稍有扩大了思想自由空间被完全冻结，新启蒙运动无疾而终，他们在八十年代致力于给官方做改革的意识形态论证带来的短暂的正式权利共享局面也迅速结束。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稍微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向海外流失，剩下的人则在1992年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过程中被从关注的中心位置放逐到了边缘。此后，知识分子们被官方抛弃，新的社会结构中以市场为方式调整每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局面的结果是流行的失落、苦闷气氛。“人文精神”讨论、“学术规范”争论、“性”争论莫不是知识分子们进行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目的只有一个——浮出水面。但这些策略并未取得明显效果，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长期被流放和被官方冷落使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和官方“保持距离”的潜意识，便把自己想象成民间。而“民间”作为一个指称反映的仍然是话语策略，最主要的含义是指他们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开口闭口“我们”，和官方保持一致了，而是掉转头回到民众当中，又想为民众代言。此后，民间立场成为他们批判现实的基点。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和他们所谓的民间根本就不一样，真正的民间的思想永远不会进入和后世人们的视野，混在民间的精英们无论如何乔装打扮，总也掩饰不了他们的精英意识，在发言姿态上也和一般民众大不相同。事实上，“民间”不对他们构成认同的吸引里漩涡，他们也没能理解民间思想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民间对他们而言，仍然是隔膜和陌生的。
由此，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骑墙处境了。一方面，他们急于使民众认同他们，并希望被授权，取得发言时自称民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和改革开放的官方路向保持着一致。进一步而言，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保持沉默并不奇怪，不是他们不希望发言，不希望批判，而是他们身陷迷魂阵，根本不知道批判什么，究竟用什么批判。批判的冲动仍然存在，但批判的武器和对象都好象已经失去了，当他们真正站在讲坛上的时候，虽然心里激动万分，但是却大张着口，不知道对台下的听众说什么，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把过多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人斥为新左派也并不奇怪，因为平等和公正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身体验，不成为；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倾注在文革批判上面也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结。他们的社会批判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忽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关系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的社会权力是重要的，也是不值得批判的。这种情况在“浮出水面”以后稍有改观，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用批判的来解释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他们更多的还仅仅只能是以西方纯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参照系，但却仍然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