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2)
2015-07-12 01:15
导读：有关知识的一个既时间化又空间化的范畴是知识型。这是由福柯第一次使用并打上福柯话语烙印的术语。知识型是一个在知识上具有能产性的绝对不在场的
有关知识的一个既时间化又空间化的范畴是知识型。这是由福柯第一次使用并打上福柯话语烙印的术语。知识型是一个在知识上具有能产性的绝对不在场的那类单位，它生产认识论形态、科学形态和形式化形态的话语实践，它在既定的时刻把这些形态的知识联系成一个具有表达方式同一性的整体，这种表达方式同一性主要是指符号与其表达的对象的关系。与这种空间化的功能相对的还有时间化的功能，它可以指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保证话语进行认识论化、科学化和形式化的依据。它还指话语实践在一个既定时间内的相互关联。因此，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也不是合理性的类型，它是大写的主体，思想的模本和的精神走向。人在知识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在把自己说成知识型的构造时，不能不想到在同一发现过程中，在其内部和外部。在其边缘或经纬的黑暗成分，想到包含它的一种明显的无生气的密度，想到一种它完全容纳——但又困围它的无思”（21，p43）。知识型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关系又是外在于我们的规范，我们依据知识型的思索正是来源于我们的无思。知识型证明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条件，这给本体论以新的启迪。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已知即包括在我们的未知之中，而未知向自身透明的移动目标可能仍然是未知，已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先验的反思之中确认它的可确实性，因为我们彻底认识的某种知识型永远在遥远的过去。这无疑给康德的哲学梦浇了一瓢冷水。然而，人在某种流行的知识型中都可以有一种时代感知力，它构成了话语中的推理实践的哲学基础，推理性实践即陈述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它把能指过剩变为所指过剩。一切概念如果只给出其内涵便无法进入我们的经验的领域。“知识型”同样如此。“在福柯看来，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了4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统一；17——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程序再现物的程序；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程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再现。……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示其它词，或者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说，符号仅指涉其它符号，而不指涉外界。”（22，p120）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对于在本体论上了解知识型的性质以上这种高度的概括已经足够了，知识的本体论存在着断裂。福柯纯然在史学的合目的中漫游，他既不解释知识型发生断裂的历史条件，也不承认知识的进化和连续性。但是，福柯的誓言作为一种话语常常被他所揭示的话语实践颠覆性和能产性所背叛，他对话语的本质阐述隐蔽地回答了知识型的历史断裂的内在机制。“这种（历史—话语）翻转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并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但这个底层，在这个解释中，并不必然是最清楚的和最简单的。从底层开始的解释同样是通过最含糊不清的、最晦涩 、最混乱的和最依赖偶然性的解释；因为应当作为解读社会及其可见程序的原则的，是暴力、激情、仇恨、愤乱、怨恨和痛苦交织的混乱。同样，捉摸不透的偶然性和所有细微的外部环境都会造成失败和胜利。”（23，p47）福柯这里指出政治——历史话语的短路关键是在底层解释上层，以边缘解释中心，知识的断裂总是出在边缘向中心的造反，最后则是边缘对中心的取代。而联系福柯提供的知识型与知识型之间的狭缝中的人物，对话语断裂的理解就完全可以一目了然了。堂吉柯德生活在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的夹缝中，萨德则是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人物，尼采则是代表当代知识型的诞生。从这些知识型的过渡人物中起码可以理出两条话语实践的运行线路：一是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在知识型的离散过渡中，并没有必要进行区分，是堂吉柯德而非塞万提斯在对相似性追求之中被相似性的虚幻屠刀所杀，这个似疯非疯的人真心实践词（骑士小说）和物（现实世界）的统一。堂吉柯德走到了相似性的边缘。萨德则以性虐待狂和无耻的囚犯的双重角色把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连结起来，尤其说他创造出来众说纷纭的作品，倒不如说他创造了他自己，一个极力表现世界的疯人的自我剖白。尼采的真实性离我们的更近，但是，他像堂吉柯德一样，用自己毕生的艰苦努力虚构了自己，在知识型的更替之中他不是一种真实，他被两种知识背景撕成了碎片。二是知识型的断裂表现在它的空间化的结构到解构的过程。知识型在其边缘上制造着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人物，这种人物构成了两种知识型界面和颠覆中心话语的杠杆。先制造边缘的知识型还不能即刻走向失败，而和另一种同类的交叉则可能导致自身的覆灭。当代政治话语的几次重大的范式变化，其实是知识型的格式塔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