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3)
2015-07-12 01:15
导读：20世纪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知识型的变化并最终导致重大的社会重组，的确有几起精心动魄的壮举。其中发生在的事情可以肯定由于福柯本人对东方文化的陌
20世纪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知识型的变化并最终导致重大的社会重组，的确有几起精心动魄的壮举。其中发生在的事情可以肯定由于福柯本人对东方文化的陌生而被他绝对地忽略。而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福柯为什么没有引证这些事件也真的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在这里我们试图给出关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伟大的福柯当之无愧是这种新的方法论的拓荒者。
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永远记住中国大陆上发生的那次翻天覆地的社会重组。蒋介石政府被赶到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上。究其原因，史家给出了三点答案：通货膨胀，官吏腐败，知识分子背离。这些说法也许在
政治学上是一种真理性的答卷。然而，如果在知识考古学上思索会有更为引人入胜的魅力。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之中窃取了大权，他是按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组织他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春秋至两汉的这一特定时期奠定，即儒家的道德本体化和法家的专制主义统治，汉代的董仲舒以法家的独裁、专制、极权、暴力推行儒家的道德本体化，使道德与反道德奇迹般的又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了，汉语只是作为一种道德的话语才有价值，这可以从汉代之后法家的话语完全销声匿迹而儒学成为一切朝代的显学就可以得到证明。然而法家的学说却完成了一种每一代统治者和每一个父亲都严格奉行的实践理性。于是，中国的语言以其独特的道德表达式形成一种类似于逻辑专名式的能指，其所指则不折不扣地是法家的反道德的专制程序和专制行为。正如弗雷格之前的语言哲学常常把逻辑专名的意义混淆为所指一样，中国的语言功能只是被当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单向连接。没有意义或者说被强行取消意义的话语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知识型，它既不再现世界（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也不再现人生（因而中国文坛上几乎只存在一部原著——红楼梦），它只是不停地重复道德程序——专制程序的神话。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权力结构皆是以这种知识型为样本组建起来的。蒋介石政权也不例外。但是，蒋介石却在专制的非法统治的运行过程中企图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他相对地搞起新闻自由，这在专制宣传之外制造了一种二元性；他又大张旗鼓建立代议制，把个性与差异刻入政治层次之中。这种以非法的方式建立合法的基础的政治规则给传统的无意义的知识型赋予了意义，给中心性的知识型制造了和另一种边缘的知识型交叉的公共元素，也即制造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就在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之内成长起来的和其分庭抗理的知识份子，当然腐败的官吏同样是钻了这里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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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前苏联演出了一场戈尔巴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的悲喜剧。戈氏的前任契尔年科带病上台，不到一年的执政期无所作为。此前的安德罗耶夫在最高的权椅上也是短命的，而建立技术官僚体制的勃列日涅夫把握苏联17年。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不同，他们透过技术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迷雾，看到了专制极权的实质。勃列日涅夫的的政体和斯大林时代一样是一种阿伦特（24，）所论述的那种极权的政体。极权在知识型的构建上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权主义政体的维护人必须制造一个虚构的世界，阿伦特对此有最精辟的论述。虚构世界的建筑术首先是描述出未来的美好蓝图，然后再确定未来与现实的逻辑联系，现实的真实性要由未来蓝图进行筛选，现实的价值性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一部分符合未来模型的变成了正值，另一部分自然成为负值。而解释未来的权力通常不是由意识形态，而是由意识形态的最高决策者。人格化倾向又使正负价值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或者完全成为个人好恶的充分表演。于是，虚构世界就既不真实也不虚假。这自然是极权主义生产知识的最高范式，最大的知识导向。希特勒犹太危胁论和斯大林清党自然都是虚构世界的杰作，李森科的
生物学、前苏联的反相对论、反控制论思潮等学术欺骗当然也是典范，可以说极权主义在任何情况下对待知识的方式都是虚构，试看“四人帮”时期英雄人物创造论等
文艺学的各种表现，什么是虚构在真实上已经一目了然了。而在理论上尚需我们去认真地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