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动在自由冒险中的背影(2)
2015-07-27 01:02
导读：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
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可是，他当上了政府部长，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他改宗了。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恶棍、变节者、法西斯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人的一生就是经营光荣的。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共产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数政治家是失败的作家（政治家的失足）。知识分子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行为的作家与著书的政治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是自由冒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又一大奇迹。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时髦，超现实主义者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又退出。列维指出，劳动学创始人纳维勒是超现实主义的最后见证人。超现实主义阵营拥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布勒东、阿尔托、阿拉贡、洛特雷阿蒙、纳维勒、贝尔尼埃、巴塔伊等等。其中，布勒东居于领导地位，既严肃又好讽刺，不喜欢肤浅的玩笑，好摆权威架子。尽管纳维勒与布勒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化分歧，还是把友谊关系保持到底，但与阿拉贡等人没能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来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观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纳维勒与布勒东发生冲突后有十年未见。有一天，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小型会议上相见，几乎相对而坐。当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差不多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东一个人举手（其实是举起了一个指头）表示反对，却一言不发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馆。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背影。这个背影是矛盾、主宰、权力、立场、信念的象征。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布勒东绝不允许任何人做有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如巴塔伊具有摇摆不定的危险信念，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走回头路，而阿尔托更是一个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和立场。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常常互相诅咒、侮辱、谩骂、抨击、贬斥、争吵，充满污垢，极尽粗言之能事，把口头斗争和粗话推向崇高的文坛。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开除了与己不和的人：纳维勒、贝尔尼埃和巴塔伊（他们是孤立地进行愚蠢的文学冒险之徒）。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们对本书作者列维一代巨大，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好战精神，把不同路线上的人交织在一起。列维指出，未来岁月的任务在于帮助一种精神的涌现，它将丝毫不依赖前卫派的主题、措辞、非思想手段。超现实主义对冒险的贡献之一是树立宗派精神，主张集体冒险。超现实主义者信奉弗洛伊德，但就群体观念而言，倒更像荣格主义的信徒。他们自以为是创造与天才相结合的浪漫主义者，但事实上实行恐怖的专制主义和好战策略。在今天看来，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文学恶梦，是一场幽灵战争，是荒唐、混乱、矛盾、恶毒的组合运动，因为它对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让我们忘记它吧。
萨特这个人怎样？萨特的情况相当复杂。在萨特那里，两种矛盾的象征并存：知识分子的完美无缺的象征和知识分子的蒙受耻辱的象征。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坏的人，既是最光荣的人又是最可耻的人。他因错过了法国抵抗运动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甚至过多。从德国战俘集中营回到了法国，过上正常生活，当时的萨特还不是伟大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萨特（只是《恶心》和《墙》的作者），他的名字还没有分量。尽管他一回到法国就寻找他的朋友们，并把他们聚集起来，打算大干一番，最后还是白干了。在伟大的马尔罗面前，他只是个天真的小伙子或幼稚的童子军，被认为是犹豫不决或等待时机的晚期抵抗分子。会见马尔罗后，只好羞愧尴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认为，萨特是个野心家，在利益与信念发生冲突时，会倒向敌人一边，比如出现了著名的《苍蝇》事件，这一事件无疑是萨特一生的污点。列维对萨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作为知识分子，萨特是否对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