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心性说简论(2)
2015-08-08 01:30
导读：如果说性无善恶，则必然要导出一个问题：人性既然是得自天命，且无善恶可言，为什么一定要违背天性，将它引导到儒家的仁义上去？告子说“性犹杞柳
如果说性无善恶，则必然要导出一个问题：人性既然是得自天命，且无善恶可言，为什么一定要违背天性，将它引导到儒家的仁义上去？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人性犹如杞柳之木，把它做成桮棬之类的器皿，是人为的结果，改变了原有的性状，所以朱熹《集注》说：“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当时，道家关于全真保性、率情无为的主张似乎颇具影响，儒家提出改造人性的主张，自然就有阻力，故朱熹解释告子这一问话的缘由时说，“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
子思学派之后的儒者要想推行孔子仁的学说，就必须要解决如何连接或者调和人性与仁义的难题。孟子率先提出了仁义礼智是人类的天赋之性的理论，几乎将人性与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为此，孟子必须首先论证人性本善，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论题。依照孟子的老师子思学派的理论，人性本无善恶。如果孟子不能对此作出新的解释，就不能将子思学派的理论推进一步。
子思学派谈人性，主于生理特性，《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孟子不然，孟子论性的着力点不是在人性与万物之性的共性上，恰恰相反，是在人性与群物之性的本质区别上。不如此就不能彰显人性的特殊，就无法引导人性进入圣域。孟子认为，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并非只是喜怒哀悲、食色、好恶等生理特性，还应该包括人类的理性，万物皆无理性，而人类独有之，这是人性与万物之性最本质的区别。人是万物的灵长，故天赋之人性必然为善，此善性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它们正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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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唯人道为可道，正是因为人性具有理性的因子。孟子特别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不是外界作用于人类的产物，而是人心中的固有之物。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7]”君子谈论的性，不再局限于那些与万物之性相类的生物之性，而是根植于心的仁义礼智四端，它犹如人体的组成部分，“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从而巧妙地用仁义礼智置换了子思学派的人性概念。人而不具备仁义礼智四端，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8]。
但是，在常人看来，“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9]，纷繁复杂的万民之性，岂可一概以一“善”字而蔽之！这似乎是胜于雄辩的事实，而孟子以水性为例加以辩驳：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水性向下，是水的本性；高过人颡、甚至在山的水确实是有，但决不是水的本性所致，而是人力或外物搏击腾越的结果。在孟子看来，只有表现为仁义礼智的人性才是正常的天赋人性。仁确实就在人心之中，有些人之所以表现得不仁，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心放失了，因而就无法现出人性的本原。只要将放失之心寻求到，就能重归于仁：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0]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思孟二家在心性论上的歧异。子思学派认为，人的美德来自于后天的（主要是礼乐的熏陶），故《性自命出》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尊德义》也有“教以礼”、“教以乐”云云。在子思学派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行（即所谓“五行”）是通过后天的而获得的，是外加于心的美德。人只有努
力学习，才能使自己的言谈举止体现出德行，只有将德行内化于心，方能成为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