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左派”(5)
2015-08-09 01:08
导读：(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的信
(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18)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 “新”便敷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的问题。
(19)第二、中国关怀的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 “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