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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与大众传播(5)

2015-10-22 01:15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以对癫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实行大禁闭，但是连平民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起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理性用这种“大禁闭”的残忍方式，将非理性排斥在社会之外，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正统的权威地位。“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过程一度只靠物质力量，并以某种真正的冲突来得到保证。而现在，这种冲突总是事先就定局了，在具体情况下，当癫狂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时，非理性的失败也早已不言而喻了。”［20］

在福柯看来，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代区分是理性权力运作的结果。他认为，理性是具有压迫性和集权性的，它试图“搁置”、“遮蔽”和“忘却”非理性的冲动，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将“疯人”、“变态者”排除在社会之外成为可能，对此，理性难逃罪责。

非理性主义的产生源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思，它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阴暗面和不合理性为基础的。可以说，所有的非理性主义者都目睹了理性美梦的破灭。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的“启蒙运动的玫瑰红正不可挽回地消褪”的说法，“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消极观念”。［21］面对20世纪两次灭绝人性的战争以及野蛮和暴力的猖獗，人们不禁要问：那些经过理性启蒙的人都哪里去了？那个理性的千年王国到哪里去了？对理性的反思，对人类“堕落的理性”的诘难，促成了非理性主义的诞生。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人类不是用其理性来提高自己的形象，而是用它来编造似是而非、自我中心的解释，并将其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塞进受难的基督口中的蘸满酸醋的海绵。”非理性主义嘲笑这种理性的虚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并非全然消极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非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时代的预言，它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潮流相呼应。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从全球的环境问题到衡量进步的全方位的标准问题，到理性的多元化问题，无不印证了非理性主义的远见卓识。［23］从哲学上看，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再遵循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非此即彼”的独断论，而是倡导“或彼或此”的选择论。

对拓宽人们思维视野功不可没的非理性主义，自身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缺陷。首先，在认识方法上，它就夸大了认识的一个环节，即非理性因素。其次，非理性主义在理论上也未能解决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事实上，理性精神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轻易就能脱离其本源的。在对理性主义的攻击中，非理性主义本质上就已经渗透着浓厚的理性精神。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就指出：“理性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只有借助理性，哲学思维才能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24］


后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以“人类中心论”作为其假设性的理论前提，高扬人性，奉人为至尊。［25］这一传统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萨特(Sartre,Jean-Paul)的“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物”，莫不如此。而后人道主义则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否定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当代思想家哈桑有时也将“后人道主义”称为“超人道主义”（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在后人道主义者看来，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是心理和精神世界的中心。对人的中心性、优越性的否定，是后人道主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此外，它还进一步摧毁了人的先验性和自主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说，人道主义坚信人具有认识世界的天赋，人能够认识一切真理，而且这种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后人道主义通过怀疑主义颠覆了人道主义这种“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自信。后人道主义首先挑战“尺度”这一概念。哈桑认为，尺度的理性模式是封闭在真空中的计量器，它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人”这个尺度又有什么理由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