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2)
2015-11-10 01:48
导读：1911年是王学术的最重要的分界线。此年为宣统三年，时35岁。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从此后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
1911年是王学术的最重要的分界线。此年为宣统三年，时35岁。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从此后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1912年罗振玉藏书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此为王国维研究创造了条件。1914年，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写，作序与后序。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
1923年溥仪召王为"南书房行走"（五品）。
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就任。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
以上是王国维的学术三变的大致路途。从他学术演变的过程将可以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作简单的叙述。而本编则主要叙述他的文化建设观点及在建立中国民族史学方面所做的贡献。
二、"纯粹哲学"的吸纳，深层文化的忧思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支基本队伍。一是旧文化的破坏派；一是新文化的建设派。不能说两派所主观点截然相反，在促进中国文化改组，推动中国文化复兴方面，他们目标大体一致。只是建设"工程"中所选择的"工种"不同。一为"破坏"，将旧文化解体，将旧文化的"老房子"平为废墟；一是废墟上建立新屋，即适应时代的中国崭新的文化建筑。旧建筑一旦毁坏，新建筑一旦开工，则又有一个建设新建筑的材料选择的问题。破坏派主张选择西方材料，而建设派则主张将中国传统材料做更新后重新使用。这样，中国现代一切有关于文化建设的争论，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要不要将旧屋撤了,或同意撤，撤到什么程度；建造新屋，是全选西方材料（全盘西化）还是全选中国传统材料，抑或中西合用。假如是一个文化的保守派，首先他不同意将中国封建文化的老屋撤毁，再就是拒绝一切西方文化资料的输入。事实说明，王国维对西方学术抱欢迎态度，决意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以助本土的文化建设。他开展叔本华、尼采与康德研究，在观察与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更具深度。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王在1905年写有《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以下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学术与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而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外界之势力之影响学术，岂不大哉！"。他将中国文化发展立出一个进化表来，自周之衰，文王与周公的势力逐步瓦解，于内是国民智力的成熟，于外政治纷乱的不断，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社会之需要，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灿烂"。王将这个时代称为"中国思想的能动时代"。至汉武以降，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也但守师说，无创造之思想，"学界稍稍停矣"。他对佛教的东传，乃是抱持一种肯定发态度，值中国思想逐步走向僵化之时，佛教的出现，使中国学者"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他取得佛教之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思想受动之时代"。他肯定宋儒的作用，在于使中土思想与佛教思想得以调和。中国思想由此走出停滞的低谷，"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总之，中国思想有其能动之时代，有其停滞之时代，外国思想进入中国绝不是坏事，而使其由停滞而受动，由受动复转入能动。"至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也。"
显然他对西方学说，不是惧怕，不是回避，不是抵拒，而以兴奋之情，一路鼓呼，迎它过来。因为犹如佛教之东传中国，必将使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大转化，由停滞而入"能动"。他也看到外域思想传入古则易，今则难。原因就在于"唐宋之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也不似今日，有"入主出奴"的思想，"故其学易盛，其说易行"。然而他还是坚决反对拒斥西学的态度，"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此又不然"。何者？"知力人人之所同，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能解也"，因而苦痛，因而怀疑， 因而有于思想真谛之渴求。一种思想毋论来自外国或出自本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故不必去讲求其出自本土还是来之域外，尽管拿来即是。或许外国思想"其观宇宙人生也"，在方法或表述上总有不同，然取来解决人生之问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不顾此目的的重要，而纠缠于"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