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4)
2015-11-10 01:48
导读：三、追寻民族的"记忆"，探找种群的根脉 王国维的内心总有一个求实与求信的紧张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心冲突，他可能就不会去研究文学，以后也走不
三、追寻民族的"记忆"，探找种群的根脉
王国维的内心总有一个求实与求信的紧张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心冲突，他可能就不会去研究文学，以后也走不到中国古史学的研究道路上去。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自己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之说大抵"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
美学，都是自己所喜爱的，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论理学上之快乐争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为他遇到的最大苦恼。他审视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是做一个诗人，或是一个哲学家，他日以何日终己身体，"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
《静庵文集》《自序二》。对于哲学研究他有以下的思想：以自己的学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衡量下来，"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由此可见，在王国维写他的《静庵文集》自序时他已经决计离开哲学（或说是哲学史）研究的领域了。他最终走向了"知识论上之实在论"的道路。
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怀，也促成王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对于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动态。王以下一段议论很能说明问题："是以欧战之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大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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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从事古史研究有他自己的理论，此即为了两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中对这个观点作了最清晰的解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印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他曾说凡是有大学问出皆有一个大发现与之相伴随。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则有宋以来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晋时的汲冢竹简出土，"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故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一个史学隆兴的时代大抵是史料丛出的时代。王国维认为中国世纪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指出史料新发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甲骨文字。其二是流沙坠简。其三是敦煌写书。其四是内阁档案。其五是东方文字。而近年以来最大的出土则是甲骨文字。
民国6年(1917年)王国维写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运用地下发现与地上文献的双重印证，也即他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重要成绩。《史记》中有《殷本纪》记殷祖先名号即所谓王统。司马迁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他根据什么知道公元前20世纪到前15世纪的事？可信何如？这是萦回在近世史学家头脑中的一个疑问，因此对其求证变得十分必要。王国维通过对安阳小屯甲骨辞的研究证实《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上正确的，又纠正《殷本纪》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的努力，有力证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甲骨学由此成为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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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此论认为，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的。周人之制度有异于商者，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他说，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并是附会之语，而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