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3)
2015-11-10 01:48
导读：王国维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他总觉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总是维护帝王的利益，总是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功利。殊不知在以上两
王国维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他总觉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总是维护帝王的利益，总是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功利。殊不知在以上两类思想之外还有灵魂的思想，心灵的精神。此类思想与前叙思想不同，看来不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却绝对是为救度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住。一个社会既不可少政治与道德的思想也不可无心灵的精神。唯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到这样的问题。他感叹云，中国的哲学家只是提及前两类的思想，只是为政治服务。"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于此对应，他们虽是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他对中国哲学不满以至失望，忧结的思绪终与海外哲学相连，灵智的慧目终于投射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
思想现代化的道路，或者说文化建设的历程大抵是采纳西学，融会中学的道路。就采纳西学而言，又经过三个层面。其一是对西方器物文化的接纳，其二是对西方制度文化的采择，其三是对西方心灵文化的领会。这三个层面呈互为表里，逐层深入的态势。人们对西学的受容过程，工具器械文化的接纳在先，制度文化的采择于中，心灵文化的领会于末。就难容易程度来说，接受西方的工具文化最易，接受制度文化已难，而领会西方心灵文化（即王国维所说的"纯粹哲学"）则最难。在王国维的眼里，西方算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于中国，"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即使严复译书，耸动一时，也也只是功利论，"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即是工具的，非心灵的。此种学说，也仅于"社会"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王国维才在他刚踏进学术已经的领域，就将"纯粹哲学"即心灵文化选为自己主攻科目。也正因为此，王国维可称是最早将西方心灵文化引入国内，进而关注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的知识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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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语言的接受与欢迎，是王国维欢迎新学的又一体现。他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表达以下思想：近年来在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言语代表着国民的思想，观语言国民之思想即可知。如影随形，语言因时而变。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时已"苦其不足"。当世之语言，至翻译西籍时也"有苦其不足"者。世事迁移，语言不变是不可能的。就今日来说，中国文化语与西方文化有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故此原因，西方"语言之多，自然之理也"，中国向西方学习原因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他又指陈："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0年之前，西洋学术之输入仅限于形而下之学，故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触动不大，而近数年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致使中国语言发生莫大变化也是时势所促成。他肯定日本学界新出之语言传播中国的必要："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国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对此情况，好奇者滥用之固为无益，而"泥古者唾弃之"，也属"非也"。
1911年2月王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做《序》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观点。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到，王国维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并不主张全单照收，"学无新旧"说的是搭建中国新文化，要注意新潮之学与传统之学的结合；学"无中西"说的是中国文化改建，需要中西调和；"无有用无用"，固指历史求真考据的必须，联系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经历，则说明他对"纯粹哲学"与文化心灵层次的关注。以上分析是否已可证说本节开头对王国维的评价。王不仅不是文化的保守派，且在中国人传输西方学说方面有过"突出贡献"。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毕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张吸收西方行上之学，而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却表现出另类的态度。"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
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对此他是不满的。他一方面是吸收康德、尼采与叔本华的思想，一方面又反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他对西学的接受是有选择，有方向的。他在抽象的学问上，倾向于西方，而具体政治态度却明显的表现为后退,后来甚至对前半生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指对西方形上思想的研究）也有否定意向。至日本后，尽弃前学，取《静庵文集》悉烧之，又弃宋元文学。此乃王一生不解的精神矛盾，使其陷入极大的思想苦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