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3)
2015-12-22 01:02
导读：二 这一转型在1968年已经开始显现。在阿尔都塞对列宁的高度赞扬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论家和革命家的不同特征。对“理论主义”的批判从对“哲学交流”
二
这一转型在1968年已经开始显现。在阿尔都塞对列宁的高度赞扬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论家和革命家的不同特征。对“理论主义”的批判从对“哲学交流”可能性的质疑开始，对“哲学交流”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如果说科学使人团结，如果说它摒弃分裂而使人团结的话，那么哲学则使人分裂，并且，它只有通过分裂才能使人团结。”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此时阿尔都塞在理论建构中依然以科学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但是如果说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是在认识的层次上进行的，在于建立结构主义的历史理论，那么，在1968年，阿尔都塞已经渐渐转向实践的社会性解读，他提出：“问题不在那里。我不仅不谈他们的哲学，而且也完全不像他们那样谈哲学。他们谈哲学的方式只不过是把宝贵的聪明才智用去进行哲理上的沉思冥想。而我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哲学，我像马克思所打算的那样按照实际情况来实践它。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我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此时的阿尔都塞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意义，而这一意义最终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体现出来，具体地说，是通过哲学的“党性”体现出来的。在1968年的讲演稿中，阿尔都塞借用了列宁的论点，认为在哲学中没有真正的历史。对于这个论点的阐述，阿尔都塞借用了语言
逻辑学的方法，由于哲学将自己的理论活动局限于对物质和意识作为一组不变的范畴相对立而进行重复的颠倒，从而整个哲学表现为通过对论据的重新考察而进行的争论。如果这样，那哲学就回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纯粹主观性”。的层面。这就使对象的意义具有了普遍性，而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哲学严格说来没有任何对象。在对哲学中发生的颠倒的深层解读中，阿尔都塞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等级的意识，“是对把某个范畴放在统治地位上的意识，这是在哲学中令人不可遏止地要想到夺权或掌权的东西”，由此引发出了关于哲学中党性的理论：“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以下命题：哲学是政治在特定的领域、面对特定的现实、以特定的方式的延续。哲学，更确切地说，哲学伴随着科学在理论领域表述政治，反之，哲学伴随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在政治中表述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尔都塞已经将哲学的政治性放置于阶级斗争的领域中进行探讨，并将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归于阶级的改造。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同样的思想倾向在1970年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经历了“五月风暴”的激荡之后，现实的情况迫使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以往的理论建构进行重新思考，阿尔都塞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和思想界的巨大压力，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巨大转向。
如果说在前两篇文献中，意识形态还是作为辅助概念而出现的，那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对意识形态的探讨成为理论的中心。与前两篇文章不同，在这里阿尔都塞几乎没有涉及“哲学上”的分析，始终从具体的社会政治进程中来阐释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结构和社会历史意义。在文章的一开始，阿尔都塞提到了社会生产的必要性：出于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再生产的过程涵盖了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必要的社会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阿尔都塞特别提到了在企业之外进行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由此引出了下面将要阐述的主题：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是对劳动力的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通过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出区分，阿尔都塞规定了意识形态的一系列特征，对意识形态在生产循环中的运行机制做出了实践层面的分析。此时，作者的建构已经转向了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涉及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确定时，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论点：(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2)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的存在。依据阿尔都塞的论述顺序，意识形态与实在关系的想象关系是相同的，是主体对自身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而这种想象关系在阿氏的思路中被描述成具有物质性的存在特性，“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从而引出了在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以隐藏的形式而必然被忽视的现实：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由生产关系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的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