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1)(4)
2015-12-31 01:08
导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孕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孕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认识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根本不同于此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人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并意识到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最早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早在1919年8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思想的主义”的见解，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一个根本解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与此大约同时，陈独秀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输入中国，我们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它。他还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号召人们“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有这些表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不过，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尚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解还极为粗浅。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深刻，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还不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也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但他们并没有倾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而是试图从中国社会现实中寻找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素。出现这种倾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既是十月革命伟大胜利感召的结果，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大推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而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也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它只看到了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和变革性而忽视了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只看到了新旧文化的对立而没有认识到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简单否定态度，这一点必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事实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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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党的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第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国民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并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找到并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为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上述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惨痛的损失，并曾使孕育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几近于流产。而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还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其根源都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例如，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之所以提出“二次革命论”、主张当前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的论述作了教条式的理解，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马克思在谈到欧洲革命时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国工人“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之所以顽固地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也是因为他无视中国的实际，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