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道德规范的缺位与错位(5)
2016-01-21 01:01
导读：其实，当社会公德在市场领域中成为损人利己的工具的同时，真正需要社会公德的公共领域或政治生活中，却被引进市场经济原则，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水
其实，当社会公德在市场领域中成为损人利己的工具的同时，真正需要社会公德的公共领域或政治生活中，却被引进市场经济原则，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下降。譬如，当孩子落水家长向人求救时，被求者却首先索取报酬，致使落水者不救而死。这可能属于极端情况，但向问路者公开要索取报酬却早已不是新闻。至于把人民给予的政治权力也用来寻租，把党的组织原则也用来进行金钱交换，则更是政治腐败的表现。对此，人们早已深恶痛绝，我们无需多论。但问题严重性在于，人们在深恶痛绝的同时，却实际上已经将这种市场原则作为道德准则自觉认同，“子不言利”的中国人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言不及‘义’”——那些出于崇高道义的奉献行为竟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真实或动机可疑或纯属傻冒的，一个义务奉献者的事迹登报后，会收到成千封索取“奉献”的信。而那些利用权力寻租行为却为道德舆论所容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早已成为“醒世恒言”“喻世名言”。这种道德错位的结果使那些损人损公利己者在寻租在受贿在公开损人利己时，不仅感受不到道德的压力，甚至可以毫不脸红地对那些拒绝行贿者进行道德攻击。某出版社编辑将一笔编辑费送给社外的特邀编辑，只因这位学者如数收起没有表示“意思”，这位编辑事后便逢人就讲这位学者“太不够意思”“太自私”！这种道德滑坡趋势的确是可怕的。
但我们并不能把这种可怕的道德滑坡归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到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同志，回来后无不对那里的社会公德水平留下深刻印象。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德完全是可以同步发展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从舆论上划清不同社会关系与道德规范的界限，提高公民的社会身份与道德角色转换的觉悟。与现代社会生活多元化相适应，现代人与传统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几乎都要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遵循不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现代人要善于随着社会身份的转换而随时进入不同的社会道德角色。一个商人在市场范畴内斤斤计较，唯利是图，不影响他在市场之外慷慨大度，唯义是举。一个国有企业干部，作为企业法人，当他进行经济交易时，只能以经济人身份出现，遵循市场道德。但当他以党员身份从事党的事业为人民排忧解难时，则理当奉行“无私忘我”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个工人，在政治上享有国家主人公的政治身份，并通过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但当他进入企业时，则必须签订
劳动合同，按劳取酬，甚至可能被解除合同而失业。不能自觉地划清工人的两种身份，将政治身份带到经济领域中，这正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道德阻力所在。当然，由于不同社会领域之间、不同道德规范之间并不存在有形屏障，这种道德界限的划分和道德角色的转换完全需要靠主体的道德觉悟。对于习惯于社会身份角色一元化的中国人来说，要很快作到这一点是困难的，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所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五
正如我们已经阐释过的，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的缺位与错位只是加剧了这种滑坡而已。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道德错位的加剧在于那些缺德者从中寻找缺德的借口：在市场经济中，用社会公德损人，而在公共领域中，又用市场原则谋私。对于这些人来说，决不是划清道德边界便可立地成佛改邪从善的。同时，道德理论的建设也不等于道德规范的建设，社会公德和市场道德规范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它不仅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公德、市场道德规范的设计与普及，而更在于现代道德观念的确立和道德舆论的形成，这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持续努力的。但道德边界的清晰和道德规范的明确，防止道德缺位与错位，却可以使我们减少目前道德批判的失误，使缺德者失去道德的保护，裸露在道德批判的锋芒之下，而使有德者的受到道德的庇护，能够伸张道德正义。这是现代道德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否则，南辕北辙，我们所作的真诚努力不仅不能给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有效的道德支持，甚至可能客观上防碍了两个文明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