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悖论与ＳＳＫ和后ＳＳＫ之争(1)(2)
2016-03-09 01:08
导读：在寻找规则悖论的结束机制的过程中，布鲁尔追随了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进行了怀疑主义的解读。作为SSK的代表者，布鲁尔在面对规则对行动的不充分
在寻找规则悖论的结束机制的过程中，布鲁尔追随了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进行了怀疑主义的解读。作为SSK的代表者，布鲁尔在面对规则对行动的不充分性、秩序化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难题时，借助了社会学 。他认为：“社会约定和利益填补了理性强制所腾出的空间。”[3]227布鲁尔注意到维特根斯坦把遵从一个规则类似于听从一个命令，规则、命令与规律只能够在一个“共同行为”中才有其地位。这样秩序化行动是如何被确立的?答案是通过例子、指导、共识的表达、反复练习、甚至于胁迫。由此布鲁尔称，秩序化的计算依赖我们通过反复练习而把握的社会约定；是通过在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中的规范性实践谆谆劝导并不断强化在我们身上的约定。所以，而那种限制我们的实践，并最终被我们所把握的并不仅仅是规则自身，而且还是在某一方面需要遵从规则的社会约定。而这种社会约定的根据就是利益。“关键的思想是，规则的社会学解释的重要性在于，其共有的实践是靠利益来维系的。”“原则上一个规则的每一次应运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根据规则遵从者的倾向和利益，这种谈判(或缺乏它)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力量真实存在之处”[3]227。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样社会约定论和利益就成了遵循规则的终结机制，主张遵行规则要通过社会化、训练、倾向、习惯、共识、利益来达到，社会约定和利益成了遵循规则的终极原因。这种社会学解释的规则观也可以运用到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中，如布鲁尔说的“同样，社会学家能够欣然接受波普尔的下列主张，把知识变成科学知识的并不是知识的那些结论所具有的真理。而是知识所服从的各种程序规则、标准以及理智方面的常规。说知识是一个有关各种标准和常规性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关各种规范的问题。”[4]253所以理论是不能够由事实来决定的，因为理论不可能由一组有限的实验结果来得到明确支持。因此，如果人们对一种理论的看法达成共识，这并不仅是单独事实解释的结果，而应由社会约定和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的制度和利益来解释。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米歇尔·海克认为，“只要我们将维特根斯坦说的‘规则’与‘遵守规则’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外在的，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个‘第三者’去填补这两者之间的空隙”[5]。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克里普克和布鲁尔用社会约定(利益)去消解规则和规则遵守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把规则和遵守规则的关系看成是外在的，是一种外在主义的解读方式。这种外在主义社会学式的解读方式认为规则与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有关，因此，规则是被后天约定出来的，而非绝对有效的；在遵守规则的活动中，“实在”与“对象”是不扮演任何角色的，比如：关于“红”的语言游戏的有效性的标准，仅仅就在于我们如何去投身于“红”这个语词所代表的社会建制，却根本无关于我是否真看到了红。
二、后SSK的内在解读
这种规则悖论的“怀疑主义式的解读”，把遵守规则如何可能建立在“共同体”和“社会约定”基础上的观点，遭到了贝克、哈克等的强烈批评。贝克和哈克反对对规则悖论进行怀疑论式的解读。“维特根斯坦对遵循规则论述的核心是规则和与其一致的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正确与否由规则唯一的确定，这种观点是与根据共同体内的规范实践定义正确性不相容的。把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正确运用规则的标准的这种做法抹杀了规则与其一致性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企图以以上行为的一致性来解释正确性是不可能的，除非牺牲规则和与其一致的行为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这一洞见。”[6]可见贝克和哈克认为规则和行动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反对在规则和行动之外去寻找解释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问题就出在最初提出的怀疑主义短语—— 一个规则如何决定与它相符的无穷行动?这一问题预设了规则与其扩展的独立性，仿佛规则是先于依照它而进行的行动。贝克和哈克指出，怀疑主义的解释是一种外在主义的解读方式，保留了遵从规则的假因果图景，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寻求超越或隐藏在遵从规则实践之下解释因素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