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悖论与ＳＳＫ和后ＳＳＫ之争(1)(3)
2016-03-09 01:08
导读：与贝克和哈克一致，林奇也反对对规则悖论进行怀疑式的解读。在林奇看来，克里普克、布鲁尔与其他的SSK倡导者首先在规则和行动之间预设了一种断裂，
与贝克和哈克一致，林奇也反对对规则悖论进行怀疑式的解读。在林奇看来，克里普克、布鲁尔与其他的SSK倡导者首先在规则和行动之间预设了一种断裂，“预设了一个东西独立于规则和规则扩展之间的关系，好像是规则外在于符合规则的行动似的”[7]173，然后又声称需要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规则和行动的关系。他们怀疑和拒斥科学家的观点，将自己的理论兴趣强加于自己所研究的实践，从而使科学家成为社会学的“傀儡”。林奇认为，SSK对维特根斯坦的外在主义的解读，导致了布鲁尔、巴恩斯的“二元论”立场，即社会学具有一种认识论的权威地位，成为表述科学这种社会显现的本体论实在，而科学家本身则没有这种表述科学的认识论的权威地位。这本身就违反了他们提出来的对称性原则。
林奇认为，在SSK给予维特根斯坦怀疑性解读的地方，常人方法论则发展出一种非怀疑和非实在论的对维特根斯坦的扩展。按照这种扩张，“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解决方式绝不是跳出哲学走向社会学，而是给出了认识论问题的一般社会性解释的可能性”[7]163。按照这种扩展，“规则遵守的悖论”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规则和行动之间没有本体论的断裂。相反，规则首先是与其指涉的行动“反身性”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规则的形成与所运用于其中的具体实践是内在相关的。无论规则还是行动，一旦相互分离就没有意义。“规则的表达只是一个符号，其意义只能作为语言游戏中逐渐展开的行动与其他表达。不存在等待着依附它的意义，从符号到实践没有什么距离。相反，符号总是体现在实践之中，意义是通过与实践规则相符合的符号的活动而出现的”[3]289。所以，社会学因素的角色仅仅是描述这样一种社会化训练的真实过程，而并不能对遵从规则的活动进行原因的决定性分析。如果在实践之外、之后寻找一种因果解释，那么这仅仅是一种假因果图景，将难以摆脱一种心理主义的论证，而心理主义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极力反对的。除此之外，林奇认为，布鲁尔讨论的共识与约定以及克里普克的共同体观念是一种“意见的共识”；而维特根斯坦所讨论的共识和林奇自己讨论的默认共识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共识，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存在着一致与共识，它们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只能是与实践同在，而不能超越于实践。克里普克和布鲁尔等怀疑论者将共识、约定从实践中抽离出来，并作为一种致因因素，这就违背了维特根斯坦生活哲学的主旨”[8]。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通过对规则怀疑论者批判，林奇的观点慢慢浮现：规则的意义必须在实践中体现，规则的生命在于实践；规则的意义只能在实践中体现，不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致因机制。同时，科学知识作为一种更为严密的知识，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分析。因此，第一，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密不可分；第二，科学理论的产生和性质只能从实践角度展开，不存在一个外在的绝对根基。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吴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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