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2)
2016-05-01 01:04
导读：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
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我们多年来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不是让人反躬内求，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作抉择，而是根据外在的标准去做判断。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通过这种自由的讲学、讨论、思考和价值上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社会生活、文化学术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断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脉”的枯竭，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但关键是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文化、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的。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基本上把儒学纳入到哲学的框架中来研究。其实，儒学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
什么是教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人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自然状态，要从中走出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人的自然的方面，“文”则是其文化、文明的方面。文质彬彬，即自然和文明两方面要结合得很好。质的方面偏胜，就过于朴野；文的方面偏胜，则会琐屑空疏。一定要文质彬彬，把自然的状态加以升华，在文明的层面复返归于自然，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成（君子）。这就是一种教化。孟子则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也讲复归于自然，复归于婴儿，但这复归，不是“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把婴儿的状态在文明的层面加以敞开，并保持住这份婴儿般的纯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这样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这就是教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涵义。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出两个概念：“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主流来讲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其关注点是基于认知的建构活动，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非主流的，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罗蒂所谓“教化”，强调了一种“转变”的观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把黑格尔和罗蒂这两种“教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儒学教化观念的内涵。罗蒂强调“教化”之引发人的精神生活变化和转变的意义；但其所谓教化的旨趣，则着重在通过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黑格尔承认有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他的教化观念，着重于人的存在的普遍化。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却往往仅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而主张把儒家建设为一种现代宗教乃至国教。我认为这有失偏颇。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儒家整个教化思想的系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们就用这六句话做纲维来讨论儒家的教化观念。“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之所在。后面五句，实质都与这一句相关，都是讲“化”的过程和结构，也就是内和外统一的问题。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问题。善的根源、本体在哪里？西方人讲善的本原在上帝，而“凡有血气之属”，不能靠自己的行义而使其行为有肯定性的价值。儒学的观念与此不同。在儒家看来，善固然出自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
讲“可欲之谓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欲”两字。今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句是讲可欲望的东西就是善。食色名利皆可欲望，但这显然不是儒家所讲的“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在夏商周三代的观念中，善的本原是在上帝。《尚书》有两句话，一句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人要行德以求天降下大命；一句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降福给有德的人。人行德，目的是求功利。就是说，善原白天或上帝，人则是一种功利性的存在。这是孔子以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在孔子这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他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几句话，表现了孔子对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在这里孔子指出，行仁，是人唯一可凭自己的意志决断和力量，而非借助于外力所能决定的事情。借用今日哲学家的话说，这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而“命”，或人的功利性的结果，其实现，却受制于种种外在的条件，而不能由人来决定。由此，行仁行义，乃是人的天职。以后，孟子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得出了“性善”的结论。
孟子用“性、命”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道理。《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一般说来，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和仁义礼智圣诸德，都是“性”，同时亦是“命”。但为什么君子只把仁义礼智圣称为“性”，而不称它为“命”；只把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称为“命”，而不称它为性？孟子区分“性、命”的标准，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孟子·尽心上》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仁义礼智圣，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求在我者”，即主动权、选择权、决定权在我。所以称之为“性”，而不称之为“命”。而耳目口腹之欲的满足等功利性要求，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其决定权不在我，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者”。所以称之为“命”，而不称之为“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这和孔子对人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内涵，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本性。用今天哲学的话语讲，仁义礼智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康德讲人有自由意志，使人能够打破自然律的链条。举例来说，你踢狗一脚，它跑了，但给它根骨头它还会回来。但人不食嗟来之食，一个乞丐为了尊严宁肯饿死。《孟子·告子上》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饿了必须吃，这是自然律。狗所遵从的就是自然律。人有能力打破自然律的链条，这就是人的自由决断。这个自由决断是人唯一可以不靠外在力量而自身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