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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在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就推出了沃尔佩的《趣味批判》，但是这1本重要的美学论著，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1篇性的。这本美学论著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1位著名家，它的这1著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1种代表之作，从中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认识和作为。 20世纪西方美学文论发生语言学转向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整体上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适应这种变化，在坚持对与关系的思考时，也产生关注对艺术文本的读解和接受的美学。在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美学兴起以后，这些美学潮流所提出的艺术形式和结构的自足性、整体性问题，也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转向。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称之为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沃尔佩的辩证语义学美学具有10分突出的实证主义色彩。 沃尔佩不同意以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潮流“回到黑格尔，就是回到马克思”的看法。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葛兰西的“实践”，也是1种有着浓厚主体性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葛兰西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1](P88)而沃尔佩则在1947年至1960年间，在意大利掀起了1种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且形成1个所谓“德拉·沃尔佩学派”。 20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语言学转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认识论的批判。德拉·沃尔佩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1门实证的逻辑》(1950)，也体现了这种倾向。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不直接归结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追溯到亚理斯多德、伽利略和休谟的建立在经验归纳上的科学传统。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是对黑格尔的继承，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明确反对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搜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材料，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茫然、静止的汇集上，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对经验材料进行选择性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创造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趋势、劳动力性质、阶级分化、革命等科学理论。“它们对搜集资料和事实的效用，是以它们的历史具体性为基础的：他们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而不是根据事物所非的面目来认识事物。”[2](P221)这就是沃尔佩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抽象论”。 这种“决定论的抽象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确定的和面对事实的，因此它和科学、社会科学在论上是1致的。沃尔佩说：“这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使我们能够肯定不仅科学逻辑的统1，而且还有逻辑的科学的统1和——简而言之——逻辑的统1。因此，事实上再也不可能提出1种与‘科学’的逻辑不同的‘哲学的’逻辑。”“正是在历史——科学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在1857年《〈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第1次概括阐述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基础。”[3](P199)这个认识论——科学基础，也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道德的伽利略主义”。[3](P199)正如马克思和伽利略认识到的，科学需要理论和事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相同的逻辑。科学的逻辑是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原则的复合物。马克思主义就是1种科学的逻辑。它关于深刻认识事物的1系列理论假设，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环节的事实上的，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路的结合与统1，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 沃尔佩认为，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1是黑格尔主义的困境，时常让马克思在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之关系中感到困扰。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明确为逻辑方法。他说：“按照唯物论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是说，根据其事实的本来面目而理解的历史确实是1种histoire raisonnée（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历史）。”[3](P59)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般都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努力阐扬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沃尔佩在《关于1843年和1844年的哲学遗著》(1955)1文里，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马克思在1843年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很少有人注意。而“我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中最重要的1部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3](P154)“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1种新的哲学方法的最1般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1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些神秘方面是黑格尔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际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它们来自这种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类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辩证法’。”[3](P15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伽利略的“对1位真正的耶稣教徒和学究式的天文学家”辛普里丘的批判，“有着重大的、根本的1致”。[3](P158)这种批判把自身同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联系和结合在1起。“这是1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所批判的那种不完善的［错误的］、否定的循环被认为是所有先验的推论的结果。”[3](P161)只有理解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革命精神，才可能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类历史和自然史统1的思想，才不致于对这1思想作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歪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1过程的1个现实的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1样：这将是1门科学。”[4](P128)沃尔佩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逻辑的统1，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哲学的文化的革命”。[3](P164)这1革命就是“从‘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辩证‘神秘化的’或神秘辩证法向‘科学的’，亦即的辩证法的革命转变，也就是从实在到假设、从先验的主张到经验的预测的过渡”。[3](P181) 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决裂的代表作。这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低调评价，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也值得我国学术界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按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全面肯定，发掘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国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整体思想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决裂和批判。沃尔佩并不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1957年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引述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过程中各个实证科学从哲学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论述，用以说明科学和逻辑的统1的方法论。这在当时西方学术界1片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呼声中，显得格外突出。他的这种科学求实学风是值得注意的。 沃尔佩提出，从逻辑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科学哲学传统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传统的实证逻辑。科学辩证法的进1步发展则是与逻辑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的新成果相结合。20世纪西方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10分强调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其间逻辑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都有很大发展。沃尔佩的思路显然是与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趋势同步的。如果没有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中，就不会出现像沃尔佩、阿尔都塞这样的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形态。 沃尔佩奠定了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他又把这1理论方法广泛地运用到伦、政治学、科学和美学、文艺学当中。他的《趣味批判》(1960)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都是1部重要著作。戈尔曼说，“他关于美学的著作——《趣味批判》是其最高水平的代表，许多哲学家认为这部德拉·沃尔佩思想最深奥的著作——既强调艺术对象的技术方面，同时亦突出其非直观的1面。”[2](P219)戈尔曼在1部传记辞典中所作出的这个评价，体现了国外学术界的某种认识。 《趣味批判》的卷首有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的1段话。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到马克思和他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这1伟大学说时，在论述上也有忽略、欠缺之处。恩格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5](P500)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开创之初，也是为了同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划清界线，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应有的面向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方向，强调艺术作品的唯物主义内容。这在当时也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沃尔佩感觉到，虽然有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人的努力，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长期以来都“只顾考虑艺术品到底源自‘基础的经济事实’还是实体结构，换言之，只顾考虑艺术品的‘本质方面’。”而忽略了艺术品的形式方面。“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此类分析迄今1直10分欠缺。”[6](P12)沃尔佩写作《趣味批判》的目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新的学术环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美学观。 他感觉到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有其长处，但是在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考察时就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在20世纪中叶，西方美学文艺学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推动下，人人皆谈文本、符号、形式的时候，在意大利新文体主义从语言学前提中获得“美学——方法论的、历史学——文学的初步成果”时[6](P21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还仍然主要在艺术的内容、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可以说在学术思想和学术问题上落伍于。因此，他认为“语符学（即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语言学）代表着现代科学（索绪尔派）语言学最为完整的发展结构（因此亦不可谓其为最基本的语言学说）。我使用语符学方法的目的，是想在着手描述1种基础审美符号之前，首先为文学诗歌打下坚实的语义学基础”。他把《趣味批判》看作是“研究语符学理论本质特征的专著”，“分析考察诗歌与艺术的语义或语言方面，便成为本书的主旨之1”[6](P2)。把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视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先进方向，自觉利用现代符号学原理，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升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沃尔佩的这种努力，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应当有重要学术地位的。 沃尔佩用当代语言学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是他的科学辩证法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展开和运用。他认为1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都是1致的，都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相统1的科学分析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的科学方法在当代就是语言学分析方法。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与以德国洪堡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语言学的决裂，是现代科学方法同黑格尔主体性、浪漫主义思想的对立。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说明“像最出色或富有创造性的隐喻或其他诗歌象征也不过是1种义素或有意义的因素而已，属于先存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语言系统；因此，它具有语法价值，否则，它将没有表现性（即不可传达性），缺乏诗歌价值（思想）”[6](P112)。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针对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理论思路而出现混乱的情况，进1步发展了结构语言学。他在1935年指出：“音位作为语言学元素不可能正确定义，除了按照语言学标准，即借助其在语言中的功能。没有语言外的标准可能是适当的，不论是物理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标准。”[7](197)对于语言学，声音的物理、生理因素和词汇的心理因素都是外在的，只有把音位当作语言结构的组成要素，才是语言学自身的标准。哥本哈根学派确定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惟1性上所作出的努力，受到雅可布森的赞同。索绪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语言学即科学的‘第1原则’”，[6](P167)“没有别人，惟有叶尔姆斯列夫向认识论者提供了这1严密的、完全的和1元论的语言符号概念。”[6](P275)这恰好与沃尔佩在整体科学上寻找1个惟1标准的思路相通。于是，他在《趣味批判》中具体运用了这些语言学的结构要素理论，作为分析文学作品的出发点。 在《趣味批判》中，沃尔佩对文学作品文体进行的语言学的美学分析，主要有这几个观点： 1、把文学作品当作话语来认识和分析。这是1种语言学的文学观。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的主体性美学、文艺学不同，主体性美学把作品视为1种表现心理的“直觉”、“意象”或“形象”。对作品的分析，就是形象或意象分析。而在语言学的美学、文艺学中，作品都是语言的本文。但狭义的结构分析就是从音位层直到句段层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分析。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诗学是1种狭义的语言结构分析。而沃尔佩则把文学作品从篇章和本文的角度去进行认识和分析，这是广义的语言结构分析，即话语分析。他说：“诗歌像历史或1般科学话语1样，也是1种话语的必然结果。”[6](P11)“诗歌作为话语，也像其他任何1种话语1样，其真实或认知价值源自概念意象或逻辑——直觉合成意象：在所有诗歌生产或‘虚构’中，无处不在的结构（理智性）或意义便是确证。”[6](P88)由于话语具有明确的结构，所以话语具有感知和理性等基本认知因素，文学文本话语也不能例外。文学文本话语分析的辩证法在于，从话语入手揭示其理性的认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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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文艺是唯物主义美学，因此也是现实主义美学。文学作品话语的理性核心是表现1定作为意识形态和各种事实广泛总体的现实，即这1社会的基础。沃尔佩说：“由于任何1种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经验与历史，或1种社会的原因，它自个便奠定了诗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其的、反教条主义的和反而形上学的特性，转而使其成为惟1可以批评接受的意义。”[6](P89)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价值论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文学作品的理性意义在于表现社会的历史事实。当然，马克思论述了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1定的社会形式结合在1起，困难在于它们为什么在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消逝以后，还能给予人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说还是1种艺术的典范和不可再造的范本。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应当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不去、探讨文学作品表现历史时代的理性意义，而是要从文本话语角度研究这种表现的复杂性。“马克思的阐述表明，1件艺术作品的历史与社会联系，并非是以机械或外在的方式对其产生制约的作用，相反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作品——并非别的其他客体——所给人的特种享受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会汇入艺术作品本身的各个要素之中，或者说，汇入艺术作品的理智与结构实体之中。”[6](P13) 3、沃尔佩认为，“要证明诗歌的明确性与特殊性，只有借助诗歌的语义（词语）成分，……以期表明诗歌话语如何有利于科学话语，从而使我们能把1种更为确切的意义附加在所用的语词之上，譬如像客观与历史感受（情感）。与此同时，我们应对几种基本的文学诗歌手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几种手法是隐喻与夸张、象征与讽喻。这将允许我们建立文学真实即文学抽象的概念，1种隐含在文学或诗歌话语之概念中的东西。”[6](P89)在沃尔佩看来，文学作品表现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现实主义的表现，必须通过文学话语表达出来。要把握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必然要进行具体的文学话语分析。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1样都应当表现历史事实，而在话语的构成上的特殊性是具有隐喻和象征的手法。 隐喻在逻辑上是1种相似性联系。虽然它在科学话语中也存在，但是在诗歌中，它揭示的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相似逻辑性，是依靠种或类的审美经验的抽象综合性。比如《奥德修记》里有1个句子：“我的船在此站立。”沃尔佩对此分析说：“那只船‘站立’的隐喻在1种条件下是起着隐喻的作用，而非枯燥无味的抽象物的作用。就是说，它所代表的那种界说（正如卡斯特尔维屈诺所言），即以类（estanai——站立）喻示种（ormein——抛锚）的界说所包含的不是纯形式的抽象关系，而是1种不同种（ormein——抛锚）与其类的逻辑直觉关系。”[6](P94)在逻辑学上，类概念大于种概念。科学话语在概念使用上要严格区分这两种概念，不能混淆。而文学话语的隐喻的相似性，往往就在于用类概念词语来指称种属事物，使所描写事物既生动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引起直觉体验，同时又使直觉体验从1个种属事物扩展为延伸到多样类属事物的想象之中。这是文学话语隐喻关联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关系，从科学论来看是逻辑1直觉的复杂关系。理性主义文艺学重视隐喻的相似性，而浪漫主义美学只关注隐喻的差异性，都是片面的。而把相似性与差异性结合起来理解隐喻，就克服了这两种片面性。 文学象征也是1种文学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把典型性作为文学价值的1个重要标准，认为文学作品的高度成就在于具有典型性。沃尔佩把艺术和科学统1起来，认为“有艺术典型性，也有科学典型性。它可以被界定为1般和专门特征或历史与社会本质的1种集合体。”而文学的典型性“必须将其理解为某种激发美感的、具体的或独特的东西。因而，典型性可以通过1种1般与专门特征的联合体，而非1般与普通特征的联合体予以表达。简言之，它是1种独特的典型性。”[6](P99)文学象征就是1种“独特的典型性”。文学象征是在特称命题里凝视全称命题。当然，诗歌在表现1个特称命题，并不专注于要表达全称命题，但是如果是以生动的方式把握住了特称命题，与此同时这种表达也会获得全称命题的意义。沃尔佩说：“象征中包含着思想，包含着那种整1性或全称命题，与此同时，还包含着生动的特称命题。”[6](P104)象征是特称命题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全称命题的概括性、深刻性的统1，这种统1就达到了典型性高度。“从《奥德修记》到歌德的《浮士德》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种爱情》，它们均是真正的诗歌有机体的重要活细胞，但各自依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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