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摘要】发生在公元1940年代后半期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的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的动员手段。内战初期处于明显战略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它的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资源基础。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巨大能量的源泉，使它仅用了极为短暂的时间即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土地改革；战时财政动员；整顿乡村财政


【正文】
　　土地革命，一向被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抗战后1946—1948年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来被视为一个乡村革命的叙事，但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述，大多是中共党史语境内的，基本上着眼于阐述土地改革的意义、前期土改政策“左”倾的原因，对土改后期的“纠偏”强调的比较多，而对于土地改革运动背后隐含的真实动因则很少触及。总体而言，这段历史至今还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一个领域，这场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结构的革命的起因、它的真实意义与价值还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土地改革并不是一项纯粹意义上的土地政策，也不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农民群众之间一种简单的“给与”与“支持”的交换关系，而是中国共产党为获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1]。我注意到，随着战事的规模和烈度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试图将上述观点再推进一步，即土改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而且这种动员是通过两个战略步骤加以实施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将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人民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农村地区成功地激励起强烈的战斗情绪和“支前”氛围，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第二步，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将战时财政动员推进到具体操作层面，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财政资源基础，获得了战争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由于土地改革两步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共最终在农村“扎根”，“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才得以在短暂的3年时间内结束。

　　一、战时财政动员的关键性举措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改的转变具有突然性，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因为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刚刚表示过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3]”但仅过了一年，中共中央就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式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4]。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进行基本政策的调整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这一突然转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内战本身。” 1945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内战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季，国民政府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5]”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未准备在乡村中立即实行激进式的土改，而是战争的形势迫使其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