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与作用(2)
2016-12-13 01:07
导读：众所周知，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农业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奖励开荒、发动大生产运动等，使农业生产得以
众所周知，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农业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奖励开荒、发动大生产运动等，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农业产量由1941年的147万石提高到175万石，即增产28万石，而政府开支的26万石粮食由军政人员自己生产10万石，只向农民征公粮16万石，比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减少了4万石。这样，农民交纳“救国公粮”（农业税）以后实得部分就增加2万石，救国公粮占农业产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6%降低到9%，不仅渡过了严重困难，保证了战争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
第三，执行轻税政策，以实现农民的休养生息为目的。
陕甘宁边区建立在，落后，又面临严峻的战争环境，财政收入只能主要依靠向农业征税。虽然如此，政府仍注意赋税的限度，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实施轻税政策，其具体做法如下：
其一，稳定负担。边区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农业税额稳定不变。陕甘宁边区初创时期为了休养民力，减轻人民负担，医治内战创伤，向人民征收粮食很少。1937年和1938年各征一万石。后来由于经济困难税收有所增加。政府在发动生产自给的情况下，努力稳定负担。1943年征公粮16万石，1944年征公粮16万石，1945年征公粮12万4千石，其余以政府、军队生产自给补充，基本实现了稳定负担，这样政府把农业增产的部分留给农民，能够调动农民增产积极性，支持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其二，控制赋税的限度。在农业税的征收过程中，边区政府，对税务的控制通过两种办法：一种叫高限控制，一种叫起点控制。总的目的都是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农业扩大或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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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限控制，就是规定农业税的征收额，最高不得超过农业实际产量（或收入的百分之多少）。这种控制，有时是按纳税人规定的，有时就农民整体来规定，具体比例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当时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人民负担能力状况，规定农业税的征收平均额不超过农业收入的20%，解放战争时期在20%-30%之间，而实际征收额都在此规定之下。
所谓起点控制，就是在纳税时照顾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或最低需要，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生活需要的农民，一概免税。边区政府在征收农业税的过程中，就是把各农户的粮食产量，先扣除全年需要的粮食数，然后按人口平均，没有剩余的不征税，有剩余的按剩余多少累进计征。各时期都是这种做法，只是照顾的具体标准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严格控制农业税以外的其他负担，解放前，旧中国的田赋，存在着附加超过正税，摊派多于附加的现象，再加上超年预征等，造成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中国共产党吸取此教训，严格控制地方附加和摊派，禁止无偿调用和占用生产者或集体的资金、物资和劳力。边区征粮只征“本色”不征“折色”，以区为单位存粮”，避免“千里舟车，飞刍挽粟”就是为了减免农民正税以外的额外负担和力役负担，政府还于1940年前后和1946-1947年两次大规模整顿名目繁多的区、乡政府对农民的附加和摊派负担。经过整顿，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杜绝在正税附加之外任意摊派滥征滥要现象的发生。
第四，简化征收手续以方便农民
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农业税以征实物为主。这是因为农民生产的是实物，在边区内部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和烧杀掠夺，商品经济衰退，农产品出售不便，税收征钱不可能实现，而征实物符合我国历史习惯，又便于农民完成税收任务。当时征收实物的品种，除了粮食以外，还有马草、土布、军鞋等，都属农民自产。这种办法很受农民欢迎。所以，虽然农业税征收实物，在手续上不如征钱简便，但始终还是坚持征收实物原则。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为了简化农业税征收手续，边区征税以标准产量——常年产量计税。陕甘宁边区建立之际，农业生产仍然以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经营为主，特别在战争环境下，每年调查评议，核实实际产量很困难，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改以常年产量为标准，一次评订之后在一定时期内不加变更。农民在这个时期内，因勤劳耕作而增加的产量不多计，因急于耕作而减少的产量的也不少计。实行按常年产量征税的办法，不仅可以避免每年核实实际产量的麻烦，而且可以起到鼓励增产的作用，很受农民欢迎。实际工作中，按常年产量的标准农业收益作为征税对象，大大减化了农业税的征收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