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探讨(3)
2017-03-18 01:01
导读：三、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资本是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各
三、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资本是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各方面论证了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多个工业部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冲出贫困恶性循环，迅速实现工业化。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同样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完成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形成螺旋型下降的经济增长态势。资本形成不足理论说明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率。然而，投资和储蓄不足恰恰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能够刺激、引导私人部门增加投资和储蓄的税收优惠便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但是，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税收优惠究竟是增加储蓄还是减少储蓄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结果，关键是要选择好优惠的时机和方式；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有较为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作为条件，但是这一点又往往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好采取涉外投资优惠的方式来吸引外部资金(即FDI)的投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优惠的国家数量在迅速增加，而且优惠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致各种优惠措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税收优惠竞争开始展开。窦清红(2006)通过对工业化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研究认为，不论是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均采取了适用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其工业化进程的实现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于东道国的工业化建设中，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更多采用关税政策调节外商直接投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更多采用所得税与流转税的优惠政策。当一国实现工业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的特别税收(优惠)政策将被适用于所有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所替代。马栓友(2001)通过对中国税收优惠与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的结论。 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新增长理论的挑战，其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资本等)，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述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国际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如罗默的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他在继承斯密和马歇尔等人收益递增思想、运用并扩展阿罗等人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的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式。在罗默模式中，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但自身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收益递增保证了长期增长。可是我们都知道，知识是不能享有完全的专利和保密，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它厂商的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因而从这一角度讲，税收优惠特有的矫正正外部性的功能自然就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了，诸多国家对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科技发展等领域提供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合情合理了。 因此，不管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还是新增长理论的角度，税收优惠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安排还有可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掌握产品核心技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今天，税收优惠这一税收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也许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