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下预算政策的选择(2)
2017-08-09 01:22
导读：二、不同类型预算政策的综合分析 为了取得宏观上“稳定”和“增长”以及微观上“配置”和“分配”的双重经济目标，合适的预算政策应包括各项预算
二、不同类型预算政策的综合分析 为了取得宏观上“稳定”和“增长”以及微观上“配置”和“分配”的双重经济目标，合适的预算政策应包括各项预算政策的合理因素。 年度平衡预算政策，其目标在于限制或控制预算或财政，这对于主要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尤为重要。但是，过分强调这种“纪律性”预算功能，很可能导致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巨大牺牲。另一个极端的政策是功能财政预算政策，它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这个政策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财政纪律”，也就是说不受预算“控制”，把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问题放在了次要位置上。上述两种政策都走向了极端，合理的预算政策应包括“控制”和“宏观经济目标”两方面因素，所以，后来的周期平衡预算政策和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都包括了有关实现资源配置的预算控制和改善总体经济运行的预算行为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周期平衡预算政策因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种种制约因素，而使其可行性大打折扣。经济学家比较一致赞同的是充分就业平衡预算。这一预算政策要求在经济出现了“接近最适”的就业和价格水平时，实现预算平衡。应该说，这是一种良好的折衷方法。但这一预算政策过分强调了“自动稳定器”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这一点对于构成完善的预算政策是有残缺的。但总体来看，充分就业平衡预算不失为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预算政策。
三、影响我国预算政策选择的因素分析 通货紧缩下我国究竟应选择何种类型的预算政策？基于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对财政状况和财政制度的把握，我们倾向于选择一种审慎的逆向调节经济的预算政策，我们将之称为“适度就业平衡预算”。这一预算政策以克服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适度就业为目标，同时兼顾预算平衡。具体理由如下：
（一）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约束决定了预算政策的目标选择 1.通货紧缩的压力尚未消除。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两年多，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在低位俳徊，机构贷款和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间债务持续增加，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5个月下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43个月下降。上述指数表明，宏观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从造成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些因素并非短期能解决来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将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大任务。因此，预算政策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2.企业职工下岗失业问题严重。与通货紧缩相伴的另一严峻社会、经济问题是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存在。据估计，我国目前城镇失业率达到5～8％，约有1200～1400万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刘国光，1997）。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分流下岗职工达到1274万，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2％。预计到2000年，每年仍将有300～400万下岗人员（张卓元，1999）。若再考虑到各种隐性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人口基数大等因素，可以看到，我国庞大的失业大军正在形成。失业对社会稳定构成的严重威胁也不断膨胀和日益临近。尽管我国的失业是缘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制以及通货紧缩等多种因素影响，与西方国家的失业原因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并促进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选择上各国无疑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中西国家还是存在一些差异，西方国家追求的是充分就业，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就业目标选择上，我们更倾向于适度就业。）。因此，我们认为，消除失业、促进适度就业应成为预算政策的又一重要着力点。
（二）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决定了预算政策的实施途径选择 1.增支压力大。处于改革、发展以及体制转轨的阶段，我国财政支出压力异常强劲。首先是支持国企改革支出。从支持国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贷款贴息支出，到减员增效、再就业等
社会保障支出，再到国企实施“债转股”的财政担保压力（支出）等。可以预见，随着上述支持措施的逐步到位，财政支出将可能呈现跳跃式的增长。其次是科教支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竞争、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增加经费支出显得尤为迫切。而且在科教支出方面，我国上“欠帐”很多，现在亟需“还帐”。再次是债务支出。近几年，债务支出自身的膨胀加上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使国债发行规模一路攀升。在债务支出完全依赖举借新债作为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件大事。 2.减税空间有限。在增加支出的同时，是否可以配合减税，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近二十年来这一比重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1998年这一指标达11.6％。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大多数发展家相比，也属于较低水平之列。更何况处于体制转轨阶段的我国政府担负的职能之多又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减税的主张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另外，关于减税的经济效应也不可高估。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税为主体。这些年虽然有加大流转课税比重的倾向，但税制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所得课税的特点之一就是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来使用。不管是“自动稳定器”，还是“相机抉择”的税收调节，抑或坚持减税不会减少反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费定理”，都主要是凭借所得课税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我国现时的税制结构则与此有很大不同。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到了整个税收收入的70％。以流转课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相对于所得课税来讲，并不那么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因此，相对于中国现时的税制格局，不能过高期望减税的经济效应。 3.财政的预算平衡要求比较迫切。在我国大量举债、增加财政支出时，不能对并不乐观的财政状况掉以轻心。从中央债务依存度来看，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1998年这一指标达到76.3％。再从国债偿还率看，国际上一般认为国债偿还率应控制在10％左右，而我国1998年已达到24.3％，财政的债务支出在今后几年还将不断提高。这表明财政债务负担沉重。如果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去，得不到缓解的话，是不利于和稳定的，其蕴含的财政风险绝不能不引起警惕。因此，从财政本身来看，长期的非平衡（赤字）导致的经济、社会风险的加大，不能不通过逐渐过渡到预算平衡来加以化解。所以，制定预算政策时，必须把满足财政内在的预算平衡要求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由上述对财政收支状况的可以看出，在目前阶段，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需求。主张减税的思路不可行。当然，不能实行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方面没有作为。通过对现行税制存在的作局部性调整，如：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变对不动产销售和建筑安装业课征营业税为增值税以及统一内外资适用的税制等就不仅有助于优化税制而且对刺激需求也将产生良好的。此外，通过规范税费关系，加快“费改税”进程，切实把企业和居民的过高的负担水平降下来，对刺激需求也会收到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其他国家一般要通过减税来达到的目的，在目前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规范政府收入机制的途径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