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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研究

2017-08-10 06:24 近几年我们从一个较新的视角了我国县乡财税体制及其对的，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探求当前县、乡财税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利弊及其与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包括农民负担、农民收入等方面）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2省18个县比较广泛的基层典型调查、农户抽样调查和个案，集中研究了六个主要方面的。　　（一）县乡财税体制形成、发展及政府间关系　　第一，县级财政。县级财政体制在改革20多年来并没有经历过大的变革。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中央和地方一直采取的是“财政包干”的办法，中央财政一级级地包到县，县又包到乡镇，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增收创收的积极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是乡镇得以发展、腾飞的真正原因。但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使这种县乡财政关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受到明显影响的是县级财政，原因是1994以来县乡之间仍实行“定额上缴，比例递增，超收分成”的财政包干制，而县以上实行分税制，由于超收部分按“县三乡七”等方式将较大比例分配给乡镇一级，而其中增值税部分县里实际只能拿到25%，因而县对乡实际上每年需多增加补贴。在这种压力下，县对乡很快也实行了分税的体制，并将收入进一步上移。这样，乡镇财政的困境便进一步显现。　　第二，乡镇财政问题。乡镇财政设立于80年代中期，一直以高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增长。乡镇作为政府最基层的机构，其财政开支项目异常繁复。主要的项目包括行政事业开支（主要是人头费）、基本建设开支（修路、架桥、农田基本建设等）、文教卫生开支（主要包括学校修建、教师和医务人员工资、乡镇卫生院、卫生所的经费）等等。乡镇财政自设立以来，其主要的收入支柱就是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镇统筹费这笔专项资金，预算内的税利大部分都上缴上一级税务部门。对于乡统筹款，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即乡统筹和村提留款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并且明确规定了统筹款的支出范围，即专项用于、民兵训练、烈军属优抚、五保户和困难户的救济、公共事业建设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可以说，乡统筹款几乎涵盖了乡财政所有的公共事业项目。　　对近年来县乡财税制度变化及其对我国农村中长期发展的实际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县乡财税体制不规范，各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必要公共开支缺少规范的税收来源，这不仅是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也是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持续驱动力的主要制度性因素。我们认为，除了县乡财税体制规范化以外，要全面反思当前的财税体制形成、发展所依据的经济结构基础，通过多层面的制度创新对的县乡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便建立真正适应我国农村实际和基层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二）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的制度性成因　　通过对农民负担、乡村债务与县乡财税结构关系的制度性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均同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和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另一方面农民的税费负担依然沉重。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较大的制度缺陷，分税制改革及其配套制度尚待完善。　　（三）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创新农村税费制度　　为了解决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问题，中央政府从2000年起坚定不移地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目前已经推广到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2003年，共计减征免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除烟叶以外）280亿元左右，全国农民普遍减负30%以上；2004年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农业税全免试点，截至目前，已经有27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在2005年全部免除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农村税费改革堵死了地方政府通过非规范手段从农民身上征取收入的渠道，也进一步削减了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收入来源，于是乡镇财政困难便成为农村税费制度创新进程中绕不开的难题。　　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从改革收费制度开始，大幅度减免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进而实现全面取消所有专门面向农民的税费目标。这就不仅是规范乡镇政府行为，调整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局部改革，而且是需要触及国家分配政策和国家税收制度的整体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釜底抽薪，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乡镇政府治理结构，使县乡财政摆脱困境，加快完善现有的县乡财税体制并按照公共财政原则的要求创新农村税费制度，不然，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很难巩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