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制度对发展观的影响及“治本”建议(3)
2017-08-10 06:34
导读：二、“转型财政制度”与“发展观”的新异化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建立。但根本性的变革尚未完成，整
二、“转型财政制度”与“发展观”的新异化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建立。但根本性的变革尚未完成，整个体制仍然处于转型状态。这是一种市场性与计划性交织、计划性占根本优势的“转型经济体制”。它没能否定“物发展观”，但其表现形式则从追求工农业总产值，转向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
相应地，这一时期的财政也进行了公共化改革，传统的国家财政制度被打破，市场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也已形成。但如同整个改革一样，财政制度的根本变革也未完成，表现为“过渡型财政制度”。它仍然具有国家财政制度的实质，对于新的“物发展观”的存在.同样起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一）“物发展观”的变形
市场化改革引起全面社会变革，强烈冲击了传统的“物发展观”。从个人生活必需品勉强够用，其余消费品极为匮乏，转变到各种生活消费品丰富多彩；从凭证严格定量供应.到只要有资金就可以买到；从人们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到迈向小康生活。1998年以来，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还要采用各种措施增加私人收入。努力启动私人消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极大增长与根本改善，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状况也发生很大变化。从1978到2004年的年均递增幅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7.1%，职工平均工资为6.3%，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27.6%.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5.2%，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4.9%。总之，消费被人为压低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应当是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这种状况意味着发展观具体内容的变化，即追求“物”的增长不再以牺牲“人”的消费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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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发展观”已被根本否定。它只是转变了表现形式。它以GDP取代了工农业总产值，成为地方政府直接追求的目标；财政增收成为地方政府
工作报告中与GDP并列的、最引以为自豪的政绩。其实质仍是追求经济增长规模，仍是对物的追求，仍是以牺牲环境、能源和物耗为代价，去实现经济和财力的增长。因此，事实上这是新时期下变异了的“物发展观”。
（二）“转型财政制度”的问题
相应地.同期的财政制度也处于转型状态中，未完成根本变革。这表现在：一是政府收入仍由政府决定。尽管财政除了国营企业外，其收入还取自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和私人，即财政已经不再是政府从企业集中自己财力的行为了，但社会公众和企业仍无力约束政府的收入行为.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的乱收税和乱收费行为，不同程度存在。二是政府支出仍由政府支配。社会难以形成强大压力，以阻止政府将支出用于政绩工程等，以迫使政府支出必须重视“三农”、弱势群体等的需要。三是政府仍然支配和决定政府预算。加上预算外乃至制度外的存在，社会公众更是无力控制政府财力的取得与使用。四是现行“分税制”体制离规范模式还有较大差距，市场尚不具备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能力.财政体制分权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
可见，尽管财政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根本的“国家性”没有受到否定。目前存在的“转型”财政制度，其实质仍是“国家财政制度”。它为“物发展观”继续存在提供了关键条件：
1.“政府缺位型发展观”
在“转型财政制度”下，财力仍归政府自己支配，政府支出结果如何。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然是既无须承担责任，更谈不上法律的惩戒与制裁。于是，政府财力的投向，必然以是否能够获得政绩和树立形象为标准。大手笔的投资，豪华气派的建筑物，优美的市容市貌……都在无声地宣扬当地政府的政绩与形象：反之，财力投到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则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既然从“政”，官员们就成为“政”绩的人格化，必须追逐政绩以树立形象，这是制度性弊端，是包括财政在内的制度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