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下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2)
2017-08-11 03:03
导读：二、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分析 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以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
二、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分析 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以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在运用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状况时，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审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模型赖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应是我们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和结论的惟一准则。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仍然具有二元结构理论赖以成立的经济条件。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第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而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资本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约束因素，资本需求与资本供给之间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持续。 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关系方面，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的论述中指出“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如果有关农民的问题为人关注，如果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的信贷制度、道路、水的供应等的基础设施被提供出来，那么农业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在缺乏这些措施时，农业有停滞的趋向；我们也知道，仅仅极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资本主义部门与农业部门进行贸易（例如，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场而依赖于贸易），那么贸易的扩大在农业部门萧条时将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促使贸易条件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实际上，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们看到了刘易斯对传统农业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是从它对现代部门形成及成长的重大制约作用出发的，原则上还是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级，这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农业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其一，农业迄今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二，农业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没有农业市场，现代部门的发展就要受到极大的制约。其三，农业部门利用大量劳动力，与少量的资本和适当的技术相结合形成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经济现代化具有独特的作用。可见，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不是对立，而是互补互动。一方面，农业在为现代部门提供原料和资本的同时，也接受现代部门影响，从现代部门发展中得到源源不断的技术和设备，可以在极大范围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实现自身现代化，从而成为经济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现代部门只有在农业部门繁荣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途径不是单维的，即简单地用现代部门取代农业部门，而应该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加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来实现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 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二元经济论认为，因为劳动者有无限的劳动供给，仅仅只得到一个不变的维持生存状态的工资水平，因而劳动力转移所增加的收入主要是由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作为剩余占有。但没有指出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并假定工农业两部门的实际劳动工资是相等的。这个假定与现实不符。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工资比农业部门的工资普遍要高。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现代部门的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高，因此，城市居民的收入就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得快，从而，收入分配将向城市居民倾斜。这就是说，不仅资本家阶级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且现代部门工人和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比农民更多的收入，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 事实上，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论的结论，即二元结构最终转变为一元结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从刘易斯发表《二元经济论》以后的若干论文的变化来看，似乎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加上了愈来愈多的限制条件。1979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的论文中，就“许多作者对于过去20年来，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的同样繁荣感到惊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确指明“事实上，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相径庭”。而二元经济论模型的结论，即二元成功地转化为现代部门的一元，是在排除这些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对于而言，恰恰是处在这些被排除的条件（及不被考虑的因素）下进行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进程的。由此可见，对二元经济论要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体情况随意照搬和套用某种或以国外经验为公理，也不能不顾理论所设立的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任意引用。若如此，既能造成对二元经济论理论本身的歪曲，又会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二元结构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既包括二元结构转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又涉及全面解决经济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因此，二元经济论并不能成为指导、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完整和惟一的理论工具，正确的选择就是基于中国现实，充分吸收二元经济论关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理论的成分和可贵的思想资源，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为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战略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