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问题及对策二(3)
2017-08-18 06:47
导读：（一）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化解政府潜在债务风险的首要环节。 政府和市场应是互补关系，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有失灵的时候。
（一）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化解政府潜在债务风险的首要环节。 政府和市场应是互补关系，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有失灵的时候。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计划经济政府财政包打天下的做法有所改进，但政府现在的许多工作作风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不应该有政府介入的领域也出现了政府的身影，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应有的潜在债务。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形象”的考虑，依然有着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把本来就很拮据的财力沉淀在无望的工程上。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化解政府潜在债务首要的一环。 同时，在政府内部还要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完善现行的分税制体制，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建造完整的分级财政，彻底解决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以堵住地方政府因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倒逼”中央财政的口子。
（二）深化国企改革，理顺和规范银、企关系。 我国财政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的风险又与国有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金融资源有60%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又有70%流向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尽管占用了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所以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不佳是导致金融财政风险的主要原因。深化国企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财政风险的重头戏。 要明确银、企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银、企的产权关系，所以在深化国企改革的同时，也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变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主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加快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步伐，并强化财政作为出资人的监督作用。 最后通过银、企改革，改变过去国有商业银行预算约束软化，国有企业过分依赖银行的局面。
（三）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把有限的政府财力投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领域。 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政府投资要从一般性竞争性领域退出，把有限的政府财力投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同时，还要加强投资决策的民主化，以杜绝政府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投资行为的短期化。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投资行为不受约束，其投资范围越广，资金缺口越大，在缺少合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集资、担保所带来的隐性债务就越多。又由于地方政府融资的隐蔽性，很难对其行为加以约束，因此，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方式加以规范化显得非常急迫，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它们资金缺口问题，当然，还要做好相应的立法工作。
（四）建立政府潜在债务监控体系，防范潜在债务向显性债务的转化。 金融风险财政化模式其实质是对既存金融风险的事后认定，具有明显的被动性。长期以来，我国只统计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不考虑政府潜在债务，实际上是回避了潜在债务所蕴藏着的巨大财政风险。为了弥补这一风险化解方式的不足，有必要建立一套政府潜在债务监控体系，将事后的认定变成事前的监控。 由于潜在债务的隐蔽性特征，所以统计起来非常困难，但通过建立适当的模型，来估计潜在债务转化为显性债务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而建立政府潜在债务监控体系更重要的目的是在源头上减少潜在债务的诱发因素，防范潜在债务向显性债务的转化。
（五）构建潜在债务管理的法律框架，将潜在债务风险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通过立法，将潜在债务风险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 在我们构建的潜在债务管理法律框架中，至少要包括两方面的：一是通过潜在债务监控系统，对债务出现异常情况的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发出预警信号，对出现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依法实施接管或限期整改；二是当地方财政出现紧急情况时，从法律上明确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援助的标准和程序，杜绝地方财政倒逼中央“财政”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