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财政支农(3)
2017-08-19 04:24
导读：最近我刚从西部各地调查回来。人们到贵阳、重庆，到所有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繁华绝对不亚于北京，高楼林立，大量未完工房地产项目正在上马，这
最近我刚从西部各地调查回来。人们到贵阳、重庆，到所有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繁华绝对不亚于北京，高楼林立，大量未完工房地产项目正在上马，这些都是西部开发资金，财政发国债投资仍然先上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还是在重演着过去的故事。
因此，应该说近二十年财政支农这四个字可以得到几个印象：第一，实际上是部门在分配财政资金，在养人，而没有真正用于支农；有些投入可能转化为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第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实际上使乡镇放弃了对原来就有公共品性质的“三农”的基本保障的职能。因为大多数中西部地方财政不可能保证开支，才导致了那里的农村出现一系列，才使得三农问题越演越烈。
五、WTO条件下财政支农的问题
上述讨论中，第一个是澄清概念，第二个是指明问题在哪？进一步要讨论的是，既然最近二十年的问题是清楚的，那么在WTO条件下，财政支农如何搞？
其一，我们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支农。如美国这个最典型的发达国家，政府以财政保护农业，我们根本学不了，因为美国农业人口仅仅2％。东亚化国家中，日本的经验我们学不了，日本农业人口8％；再如我国的省农村人口10％，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40万，法定农业投资折合人民币大约每年300亿，这样的支农政策我们也照搬不了。我们中国农村人口9亿，因此很难完全按发达国家、地区的模式来搞我国的农业保护。
其二，中国缺乏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当人们谈绿箱政策时，应该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我们农村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基本生产单位作为绿箱政策的承接载体。因为，我们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三十年不变是对的，可大多数地方意识形态化地片面理解这个政策，认为只要维持小农分散经营就可以长治久安，不再强调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他们不太了解大包干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过程。对此，请注意以下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沿革：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在20年前中央强调十五年不变的时候，曾经提出放开城市农产品市场，让农民进城，当时的政策意图就是要打破城市二元关系。这要靠先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因此，当年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被炒作过的事件。但因为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是和流通部门从财政拿补贴高度相关的（比如，当时（80年代）北京大白菜一项补贴3800万）。如果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就白瞎了。因为，假如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如果没有人要国有流通部门的冻猪肉，财政就得增加库存和亏损的补贴、银行给的贷款也收不回来。
于是，1985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第二步农村改革，试图以城市鲜活农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打破城乡二元关系，就遇到了极大障碍。1986年我到沈阳调查，那里只开放了二十几天的农产品市场，沈阳市财政就受不了，因为商业、供销，这些国营流通部门一概向上告急，在城市经济体制没有跟上农村改革的制约下，正常的经济流程被打乱了，财政作为政府经济的核心部门客观上也承受不起增加的亏损，所以只放开了20多天。
接着，1986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要从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入手。但问题是谁拿钱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经济，国家这些支农部门怎么服务？依靠现有的农机站、种子站、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电管所、车管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呀，拿钱来。可当时国家没钱。1986年正好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拿不出钱来。
有鉴于此，农村第二步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没有突得过；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财政没钱。从那开始，事实上农村第二步改革就停了，没能够再走下去。以后，虽然还有提法，例如，1993年我们在农村试验区提出以税费改革为突破口，1995年提出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等，但由于都涉及整个体制的制约，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