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2)
2017-08-24 01:09
导读：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注：马克思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3.）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注：长期以来，大家对井田制和授田制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土地制的视野范围内，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地制度就是财政体制本身。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认识的发展、活动区域的扩大、分工的深化等，人们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权力资源，这才使财政体制超越了土地制度而包含更多的内容。）。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型。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注：[美]斯塔夫里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中译本，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82.66.）。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政府
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注：黄仁宇将其特征概括为：“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12.），是企图对宋朝进行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的趋势（注：王毅。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J].开放，2000，（7）。），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国民党政府也因未能在财政体制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体制的，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体制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