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改善供给 扩大内需(2)
2017-08-26 04:26
导读：二、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评析 １。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效果自从１９９８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有近４年的时间了，从效果来看
二、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评析 １。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效果自从１９９８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有近４年的时间了，从效果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①增发国债，拉动投资，抑制了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势头，稳定了经济增长１９９７年以来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大幅度下滑，从１９９７年出口增长２１％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０。６％；同时受多年来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所积淀的大量商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导致了国内投资不足、消费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致使国民经济全面下滑，ＧＤＰ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经济下滑趋势得到遏制，据统计，过去３年中央实施扩大内需、积极财政的方针，累计发行国债１１２０６亿元，“九五”期间债务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的４。０％，虽高出“八五”期间１。６个百分点，但仍低于世界各国通常采用的债务风险指标。过去３年全国基本建设累计投资３７５８６亿元，其家预算内投资累计３９８５亿元，占全部基建投资总额的１０。６％。这些措施使得经济稳定在一定增长区间。据初步测算，通过增发国债，拉动投资所带来ＧＤＰ增长，１９９８年为１。５％，１９９９年为２％，２０００年为１。７％，２０００年ＧＤＰ增长８％；增加值３９５７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９％；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６１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３％；进出口总额４７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５％，其中出口增额２４９２亿美元，增长２７。８％，实现顺差２４１亿美元；物价也逐步回升，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１％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０。６％。以上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Ｕ型的底部——稳中趋升的转折区。 ②积极支持国企脱困，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国家稳定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目前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尤其是近３年攻坚脱困成了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目标。为此，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改善国企发展的外部环境，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提高了国企部分重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积极实施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治理向企业乱收费、私摊派和乱罚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加大国债技改贴息和破产兼并的力度。１９９９年将增发国债资金中的９０亿元用于技改贷款贴息，据测算，仅此一项就带动和引导非政府部门投资１８００亿元的技改投资，同时又停征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提高市场竞争力；纺织行业也提前一年完成了压锭１０００万、分流１２０万员工的目标。１９９９年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９。５亿元，结束了长达６年的亏损，２０００年全行业盈利２９０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６７亿元。而财政为了解决好２１００万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实施了“三条保障线”。为支持各地作好“两个确保”，中央财政又补助地方资金８００多亿元，使得３年来１４００多万下岗职工走上了新的就业岗位，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其他积极财政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例如过去３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累计支出１０９０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累计支出５５３亿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累计支出１０６５亿元，三者合计２６２７。６亿元，这些财政经费支出又带动和刺激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仅过去２年全国城镇受益人口高达８４００万人。实践证明，没有利益补偿机制，没有国家财政分摊改革的成本，中国社会就难以稳定，中国内需就难以扩大。 ③加强了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了“两个转变” 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通过探索使用经济、等间接手段加大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力度，推动了“两个转变”的进程。如：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农村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减量优种，从而扩大农村市场的有效需求；通过防止新的重复建设和已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加大关闭（停）“五小”（即“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和“小钢铁”的总称）企业工作力度；通过债转股、减员增效等措施减轻了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负担，促进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初步实现了３年扭亏脱困的目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重组以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上市，基本上建立了企业制度，特别是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能够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竞争了。同时经过“三改一加强”也大大地促进了国有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营状况的改善；加快了缩小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使得国有资本渐次退出竞争性领域，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 ２。积极财政政策所存在的消极隐患①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潜在风险增加这几年持续增发国债，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是它毕竟是对未来消费的一种透支，不可避免的内藏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也会产生类似日本的“国债综合症”（经济增长依赖于赤字发债，债停则经济下滑），甚至引发泡沫经济，给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阻力。日本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依靠增发国债，用赤字财政的方法推动经济增长，而当９０年代初的国债投资泡沫破灭后，经济就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至今仍无复苏的迹象。而一旦停发国债增加税收（１９９７年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时，当时ＧＤＰ增长２。６％），经济即刻急转直下，功亏一篑了。 再看我国，这几年的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直线上升，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１９９６年就已达到２０。１７％，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２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２５。２６％；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早在１９９５年就超过了５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６０。１５％，严重超过国际经验控制区间２５％—３０％的一倍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高出日本、美国、英国的３—１０倍；同时，中央财政偿债率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０３％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４３。０７％再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８。０１％，大大超出了国际安全警戒线８％—１０％的区间，偿债高峰已经来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继续增发国债的空间不大。 而这些债务都是明债。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等等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轻则出现偿债危机，重则出现社会动荡。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要慎重考虑国家债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②国债投资效率不高，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合力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发的国债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据统计，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对ＧＤＰ的拉动贡献分别为１。５％、２％和１。７％。但从具体中可以看出，其效率和拉动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据财政部驻３５个省市的财政监察员对涉及１３８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７２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的结果显示：其中有２０多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挪用和违规使用资金的现象，有１０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属于“三边工程”，有１５个项目配套资金没有落实，工程无法竣工。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１９９８年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２％的情况下，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６。１％，集体经济投资则下降３。５％，民间投资供不应求仅增长８％；１９９９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高达９０％。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然而民间资本的投资乘数要远大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其中既有投资效率、管理等运作上的问题，也有体制转轨上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投资中仍然存在漏损和挤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也应注意到，政府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可能会刺激重复建设的抬头；而反过来，建设项目总规模储备不足也有可能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后劲。 ③有激发通货膨胀的可能目前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赤字不是向银行透支造成的，虽然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但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为刺激内需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国债发行量以年均２５％以上的速度迅速膨胀。一方面，目前我国财政的“两个比重”还比较低，政府需要支出资金的领域（如构筑社会安全网等）依然很大；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加速，尤其是美国，原来不太景气的经济在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后，前景更加暗淡，美元贬值和利率下降都给我国出口增长造成很大的压力，最终也会给人民币带来贬值的压力，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