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政策的两个问题(2)
2017-08-30 05:14
导读：自亚洲危机暴发以来，中国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实施了以启动国内需求的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发展基础设施，成为主要的选择。这一举措对于中
自亚洲危机暴发以来，中国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实施了以启动国内需求的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发展基础设施，成为主要的选择。这一举措对于中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回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显著，回升能否持续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首先，增加政府投资，并且投向基础设施，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过份依赖和使用不当，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原因在于：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在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靠发债筹资，但最终的还本付息仍然受到财政收入的制约；二是基础设施的回收要靠使用者付费，在基础设施突破瓶颈约束以后出现的闭置现象表明，基础设施也不是一投就准，也可能带来坏帐。特别是政府从事这类投资，由于资金不足，往往迫使银行贷款，加之运营效率较低，其带动作用和未来效率将大打折扣。三是外资进入是增加国内投资的重要条件，但外资进入是有条件的。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债券市场，以利外国投资基础设施，并以此作为中国加入WTO的条件。四是在消费预期看淡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作用有限。 其次，增加政府投资是启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效应却呈现出递减趋势。如果说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的启动和刹车都是从投资入手，而且其效应迅速而明显，那么，在市场化推进到今天，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已经开始从计划周期转向市场商业周期的情况下，仅有政府投资的启动就显得明显不足。事实上，自去年8月以来，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扩张，而经济回升的幅度很小，价格和
就业也变化不大，甚至失业还在继续扩大。不仅如此，由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国家垄断和投融资体制上的障碍，不仅投资效率很差，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如浙江的海堤，云南的公路，重庆的江桥。因此，尽快放弃国家在这方面的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采取公开招标竞价方式，实现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势在必行。有人把上述“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归罪于私人承包者的进入，这是一种大的误解。试想想，如果不是国有公司垄断，然后层层转包，从中牟利，而是让私人公司进入，与国有公司竞标，同时加强和键全工程监理及制度，这类就可逐步减到最小。 再次，阻碍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1998年发行国债6590多亿，除2700亿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一部分用于国债的还本付息，一部分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计划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须知，社会保障欠帐是过去长期形成的，低工资，个人不能积累；利润全部上缴，无法积累，国家拿去建了新的企业，因此，这笔钱国家迟早是要拿出来的。通过增发国债偿还过去的欠帐，也许是可供选择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则可以有不同的办法可供讨论和选择。 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因而，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但是，如果我们在体制改革上能够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即在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同时进一步放宽其经营渠道和经营限制，不仅可以进行债权投资，而且可以进行股权收购和股权投资，这样，股本盈利所得到的现金流就可以用来支付当期的利息。不仅如此，股权现金套现和抵押贷款再投资，就可以放大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使国债还本有了保证。这不仅可以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真正推进一步，还可以促进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严格监管是一个重要条件，否则，象现在很多地方那样，随意把社会保障资金挪作他用，用于改善社保部门和管理公司的办公、居住和生活条件等，再好的制度设计都会走到它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