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2017-08-30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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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与实践上
一、从与实践上正确把握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大跃进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
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 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