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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赤字综合分析

2017-09-02 01:58 财政赤字是财政的中枢，也是我国当前财政中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以1979—1988年期间我国的财政赤字作为分析对象，置于整个国民的运行之中。分析财政赤字与诸多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财政赤字的综合性成因，并力图贯彻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原则。提出相应的综合治理的对策。　　一、　　财政赤字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存在于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经济制度的中。表面上财政赤字都是政府财政支大于收的差额。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普遍性的经济难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有着本质的区别。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赤字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历来对实际赤字政策。财政赤字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赤字，无论是产生的原因、发出的过程，还是弥补的方式、以及形成的后果，都明显地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严格地区别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财政赤字，是分析我国财政赤字的理论前提。　　在我国，财政赤字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许多经济学论著中列为专题加以论述，。有关财政赤字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理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我国财政赤字理论研究，一直与综合平衡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合我国的实践，对赤字的成因、后果、弥补方式及治理对策等多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从中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在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现实服务中使财政赤字理论不断向前推进。然而，的赤字理论研究，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诸如：仅限于政府财政收支范围或至多把财政银行关系当作分析的重点；由于财政赤字分析中的“顾虑”颇多，理论研究中的极端化、定式化的倾向时常出现，甚至以政治定论取代经济分析；侧重宏观分析，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忽视和家庭部门货币收支对政府财政活动的；赤字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薄弱，等等。因此，拓展财政赤字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思路，并确立和选择一种较为与全面的赤字理论研究显得尤其重要。主要是：跳出单纯的财政收支框架，把财政赤字作为内生经济变量，置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之中，对财政赤字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考察；运用实证描述的方法，从国民经济四大主体部门入手，着眼于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与平衡，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综合分析并探寻相应的基本对策；对西方的赤字理论采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借鉴其中对研究我国财政赤字有用的研究成果。　　本文最终的基本结论是，以短缺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抛弃“财政赤字幻觉”，不能寄托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任何“通货膨胀红利”，从指导思想上树立反赤字政策的思想。财政赤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财政收支差额问题，连年的巨额的赤字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偏差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诸多的深层矛盾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宏微观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集中表现。因此，抑制和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调整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入手从事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尽快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将国民经济导向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　　从政府部门入手分析财政赤字，首先剖析了财政赤字的特征，提出时间上多年持续、数额呈扩大趋势、弥补方式单一和赤字债务化是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了财政赤字的成因及其有关的财政问题。　　（1）政府的支大于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 1979年以来，国家财政面临着建国以来罕见的日益增大的支出压力，支出规模刚性增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增幅波动较大，收支增长趋势的综合结果就是赤字的扩大。因此，坚持紧中有活的方针，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益，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征管，保持经常性收入的适度增长，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财政赤字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形成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均衡，经济结构各种内在矛盾相互交织和加剧，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双包干”与“双比例”的冲突，财政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此，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从事综合治理。　　（2）投资与财政赤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新估价投资膨胀是分析投资与赤字关系问题的理论前提，判断积累率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看积累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有限的积累资金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使全社会保持一定的具有宏微观经济效益的积累率。现行投资体制固有的种种弊端，加大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而膨胀、扭曲和低效的地方预算外投资愈演愈烈，投资吸纳能力下降，又加大了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相反，巨额赤字降低投资率，减少总供给的增加，影响企业有效投资，从整体上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重塑政府投资主导地位，正确把握投资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是治理财政赤字的客观要求。　　（3）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一直是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直接影响着财政赤字概念的界定和量度标准的选择，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国家信用的地位和我国财政政策的确立。在我国，国债三大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条件不能忽视，过度的政府债务势必造成国家财政更加困难，也有可能在增大货币扩张压力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不宜以理想主义态度来期望现阶段的国债可以创造奇迹，长时期内被迫地度地利用债务形式分配社会资金，使国民收入增量难以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重要。　　（4）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实质上是一个财政赤字的资金源泉问题。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似乎没有固定的排列顺序。国债固然是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中较为理想的弥补方式，但也必须适度。财政透支作为目前财政银行关系之间矛盾的焦点也不能回避，政府借款行为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货币收支运动。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对经济生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透支表现出有别于其它弥补方式的特征。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财政透支已经成为总量平衡的法码。正视现行体制下财政透支的弊端，承认财政透支对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性影响，不能将财政透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兴利除弊”，健全赤字弥补机制，是解决财政透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从银行部门入手对财政分析表明，财政赤字的金融成因不容忽视。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格外重要，财政银行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密切合作的现实意义也愈加明显。　　（1）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财政赤字固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绝不是通货膨胀的元凶，问题的关键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与决策。通货膨胀使国家财政陷入萎缩状态，它对国家财政的消积影响难以通过国家财政自身的平衡机制予以消除。信用膨胀造成的扩张性货币投放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遏制信用膨胀势头以防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是当务之急。　　（2）巨额财政赤字易使利率呈上升趋势，利率管制使我国财政赤字对利率的上扬作用以扩大社会资金供求缺口、加大社会总需求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角度出发，目前不宜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杠杆作用的真正发挥尚需创造相应的条件，但可以放开利率作为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突破口，在资金价格非管理制因素下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矫正其它经济信号的失真工作应同步进行，在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利率是有效抑制财政赤字的理想经济杠杆。　　（3）一个与财政赤字毫不相干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金融机构的微观金融运行对财政赤字的生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银行自身低效益运行及其和国家财政紧密的资金联系，决定了它是财政赤字微观金融成因的一个基本因素。基层专业银行经营亏损，银行信货、结算、货管工作上的失衡与混乱，微观金融运行中的扭曲现象，最终都以加大国家财政困难为代价。一个稳定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业作保证，专业银行企业化经济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不加大中央财政困难为前提。　　（4）宏观运行中的矛盾尤其是中央银行自身货币政策的失误，是造成财政赤字的宏观金融成因。追求最大效用的金融决策者行为，也带有一种通货膨胀倾向，因此，“货币政策财政化”的结论不能完全成立。相互矛盾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使国民走向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过度发行的货币并非完全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它更多地是由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以及“乐善好施”而又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因此，从消除财政赤字和稳定经济角度出发，正确的宏观金融对策应是实行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要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　　（5）财政赤字环境下，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适时地将部分保险基金纳入国家财政的建设预算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不仅是一个保险基金投资流向转化，而且也是我国资金积累模式转变时期的客观要求。不宜过分强调保险机制的金融功能而忽视其财政功能，上澄清财政与保险的内在联系实属必要。财政部分地运用保险基金，要求建立一种“财政金融型”保险运行机制，以购买政府债券作为财政运用保险基金的基本形式，并通过的形式重新明确国家财政与保险业的关系。　　四、　　从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表明，通过企业改革，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来增强国家财政力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是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正确选择。　　（1）财政赤字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偏差的出现绝非偶然，完善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是实现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关键。企业诸多扭曲行为是以加国家财政负担、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外部环境恶化中的企业扭曲行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障碍，这是形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难以矫正的企业扭曲行为，造成企业总产值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能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2）在我国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观的宏观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低效益经营机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源泉所在，这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陷井。企业亏损只是企业效益低下的表症，实质则在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而规模经济困扰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企业纯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规模经济效率下降，企业成本增长过快，边际利税率递减，亏损补贴增加。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根治财政赤字的根本性措施。　　（3）技术进步意味着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它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增强国家财政力量的战略取向。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因素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和增加国家财源的功能被忽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性能差，大量人、财、物的投入换取的是较小的产出，经济发展速度名义上很快而国家财政力量薄弱。企业折旧制度从技术进步角度反映了企业部门经济运行与国家财政发展的关系，现行企业折旧制度固有的弊端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国家财政随之萎缩。目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现实，要求国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采取倾斜政策，适当地增加技术开发基金的比重。集中力量清查和评估国有资产，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培植财源进而增强国家财政力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4）企业金融力是企业活力的主要，它具体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筹措、运用资金的总体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日趋密切，企业金融是政府金融的必要补充。我国企业金融力疲软状况一直干扰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无论是企业筹资行为扭曲，“三角债”大量累积，还是企业资金成本直线上升、预算外资金膨胀，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企业金融力便成为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的着力点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所在。　　五、　　从家庭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日益显著，它与政府部门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资金联系。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与财政赤字的生成和变动密切相关。　　（1）家庭部门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家庭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货币收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财政活动。国家财政为居民基本生活需品提供价格补贴。职工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等，都使国家财政资金较多地流向居民家庭部门。离开对居民家庭部门货币收入的分析，难以从社会资金流动及平衡角度把握财政赤字。　　（2）人口膨胀和不规则流向所带来的、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给国家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高增长态势引起的增加社会公共支出的需求，必然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限制的现实，造成现有的社会福利往往成为必须调整的变数。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伴随人口膨胀而同时产生的失业。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同一时期内居民家庭消费开支增大，而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减少。巨大的就业压力足以使政府财政处于经常的窘境状态。大量、长期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转移，加速了财政赤字的生成过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力资产投资，对于解决人口质量问题的作用不能期望过高，相反，国家财政赤字会在社会保障制度维系现状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　　（3）判明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是分析居民消费与财政赤字关系问题的前提。我国居民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消费早熟”，市场疲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现时期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还相当有限。居民“消费膨胀”或“消费早熟”并不具有普遍的价值或指导意义。居民消费真正实现“小康”水平，关键因素在于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政力量的增强，一定消费目标的实现，给国家财政提出的要求更多，相应的压力也会更大。非货币化福利造成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模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种要求国家支付更多货币的惯性。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呈正相关。依靠财政赤字难以真正的提高居民的生产质量，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可以成为国家财政宏观决策的重要系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4）储蓄属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范畴，它可以发挥抑制财政赤字的作用。市场疲软现象绝非是因储蓄高速增长引起，它的实质在于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长期累积和并发。不宜把储蓄单纯地作为结余购买力看待，近年来的储蓄增长形势基本正常，应从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重视居民储蓄的多元化倾向。储蓄对于抑制总需求膨胀和促进总供给增加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效应。一个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投资规模通常需要较多的储蓄，储蓄的不足和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尚未健全，由此造成的低投资或以财政赤字形成支撑的投资膨胀必须警惕和纠正。由于储蓄为发展生产、调节国民经济提供大量可供使用的资金，从而缓解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因此，财政部门应与金融部门通力合作，把居民的实物资产选择行为与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结合起来，强化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建立一个较多地利用居民家庭部门剩余资金的良性循环的财政金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