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2)
2017-09-02 05:39
导读：二、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既是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过程和方向的需要，也是检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二、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既是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过程和方向的需要，也是检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成效的标准。财政政策宏观目标在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就总体而言，一国在宏观经济方面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经济生活是否安定；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三是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
就业情况如何；四是国际收支是否保持平衡。对于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通常都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而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保持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中日两国政府1998年以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无非也离不开这四个目标，但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效果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异同。 1.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背景的比较。自“泡沫经济”崩破之后，日本政府始终为不堪承受的财政赤字所困扰。尤其是从1992年起，为刺激景气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对策，使得本就严重的财政危机更为恶化。所以，当日本经济在1996年出现转机之际，当时的桥本内阁判定日本经济已走出萧条的阴影，步入了增长的轨道，于是做出了转变经济政策的决定，提出了包括财政结构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试图从制度的变革上挽救日本。但事实上，日本经济当时的复苏主要是依赖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并非实现了自律性增长。此外，消费税率的提高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政府为了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而采取的减支增收的政策对刚迈上恢复之路的日本经济可以说给予了当头一棒，日本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明显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就在国内经济出现恶化的同时，1997年下半年发生了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到了日本。在内外夹击之下，日本经济重又陷入了困境之中。也就是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转而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力图扭转经济的颓势。也就是说，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由于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实施的。 与日本相比，1998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虽然影响的方式、程度不同，但两国都面临着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激化。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隐藏在深处的制约经济增长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与此同时，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增速减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资乏力和出口受阻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实现稳定、健康的增长，结合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 2.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措施的比较。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而言，一般来说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两种。中日两国在这两种政策措施的选择上也存在有相似之处。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历来偏好于选择增加政府支出，尤其是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来刺激经济。如前文所述，从1998年开始，日本历届政府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超大规模的经济对策，而在这些经济对策之中，公共事业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桥本内阁于1998年4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6.65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共计7.7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对策总规模的46.2%，接近一半的水平；在小渊内阁于1999年11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8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又大约相当于7万亿日元。但事与愿违，巨额的公共事业投资并没能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效拉动民间需求，它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而它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国债规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确实越来越大。也正是基于此，小泉内阁自上台之日起就明确提出削减公共事业投资。控制国债发行规模，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也就转向了税收政策的调整。 从1998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也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而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当然，这是基于中国当时的税收状况和环境所做出的决定。就中国来看，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一般来说，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和所得税等）要比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对税率的变动更为敏感，如果税收收入中直接税比重较大，则减税的效果发挥得较为迅速、明显。但中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直接税的比重较小。例如，2000年全国税收收入12581.51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就将近6096（数额为7280.24亿元），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仅占18.45%（数额为2321.66亿元）。减免间接税，不仅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而且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此外，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实行减税。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对减税信号的反应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虽然中国没有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来刺激需求，但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仍然充分注意发挥了税收的调节作用，及时、适当的运用了税收政策，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3.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比较。1998年以来，中日两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都是依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总的来说，两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达到了稳定经济的目的。经过1997和1998连续两个年度GDP的负增长之后，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终于在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尽管增长的幅度不大，但终归是暂时摆脱了经济衰退的阴影，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同样，中国政府合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投资乘数越来越小。按照凯恩斯的学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支出，引起一个投资增量；由于投资要用于购买投资品和劳务，从而会增加产品和劳务供给者的收入。这些人将所获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一部分用于次级消费。消费也会购买产品和劳务，这又会增加其他人的收入。这些人又会进行新一轮消费和储蓄，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这个倍数被称为投资乘数。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公共事业投资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步递减的。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推算，1951—1971年间公共事业投资乘数为2.27，1955—1965年间为1.75，1966—1982年间为1.47，1983—1992年间为1.32.另据，1995—1997年间日本公共事业投资乘数下降为0.76，1998—1999年间更是进一步降到了0.54. 与日本相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很大（见表2）。但是，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需求仍显不足，民间投资乏力，国民经济增速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投资乘数较小，甚至变小。根据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公式，投资乘数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由投资乘数公式可知，乘数的大小和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例变动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反之，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则乘数越小。在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态势之中，但总体来说数值已经较90年代中期以前大为降低，这无疑会削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需求的引致作用。而引起中国民间消费降低的原因，除了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和支出预算增大，以及现实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和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中国公共支出投资乘数降低还包括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投资能力有限；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存在“惜贷”现象；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