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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杠杆如何在中部发展中发挥作用

2017-09-04 06:41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历程，在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运用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税收政策作用同样功不可没。　　按照发展观的要求，我国今后的发展思路应该是均衡发展思路。那种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下通常被采用的政策倾斜政府支持的手段将会减少使用，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均衡发展并不排除政府作用的发挥，其中就包括税收政策作用的发挥。在东部地区已经通过国家政策倾斜成功实现经济腾飞的今天，国家应该也有能力对中部地区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特别是要对现行的区域税收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构造中部地区的税收优势，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税收增长乏力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拥有占全国总面积10.7%的土地面积和占总人口28.1%的人口数量。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反映在税收上就是宏观税负及地税贡献率水平较低，税收增长后劲不足。从宏观税负水平看，中部地区百元GDP税收含量低，2004年中部六省实现GDP总量32099亿元，占全国GDP总量136515亿元的23.5%，而同期入库税收2936.1亿元，仅占全国入库税收总额25718亿元的11.4%，宏观税负严重偏低。分省看，宏观税负依次为山西16.36%、安徽9.18%、湖南9.07%、湖北8.55%、江西8.13%、河南7.53%，远远低于全国18.84%的平均水平。从税收增长速度看，在全国税收收入连年高幅增长的形势下，中部地区却出现增速迟缓的现象。　　以湖北地税收入为例，自2000年开始地税收入就由分税制改革前期的高速增长转为低速缓慢爬升，2002年增长速度仅为2.51%，甚至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04年增速尽管提高到19.16%，为近年来最高，但依然低于全国25.7%的水平。税收增长后劲不足的比较严峻。　　从地税社会贡献率水平看，2003年，全国地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4%，最高的浙江省达78.53%，广东省为76.03%，上海市为74.95%，江苏省为60.44%，而中部（不含山西）的湖北省为51.76%，江西为50.40%，湖南为47.06%，安徽为52.26%，河南为53.4%.中部地区的地税贡献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省份，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税收对地方财政的支撑力较弱，直接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制约中部经济的税收症结　　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未能使中部省份摆脱“塌陷”（经济总量不及东部，发展速度不及西部）的尴尬处境，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等自身因素外，长期处于国家税收政策“低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一）现行税制不科学、不完善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1.农业税制单一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也加剧了“三农”问题。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税制结构，一方面造成涉农税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长期被忽视，现存的税种陈旧、老化严重，如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既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加重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涉农税收优惠长期成为空白点，由于缺乏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使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难以发展壮大，中部地区的农业始终无法摆脱以种养殖业为主的粗放的、单一经营的格局。　　2.工商税制不利于发挥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以湖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老工业基地，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大部分设备老化、技术落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任务繁重。然而，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却不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直接影响了中部地区重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使得中部地区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明显高于以轻工业、加工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企业在竞争中无疑就处于劣势。　　资源税税负过低，不利于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资源税征税范围窄，既不利于中部地区增加财政收入，更不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资源税税率过低，使得中部地区一方面低价输出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另一方面又高价购进加工产品、制成品，承受了利润的“双向流失”。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面窄，税率低，不利于中部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　　3.内外有别的税制影响了中部地区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首先，从税收负担水平看，据测算，内资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25%，外资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不足11%，目前，中部地区大都以内资企业为主，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小。其次，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设计来看，除基本税率外，对中小企业实行18%和27%的两档优惠税率。　　4.生态税收缺位制约了循环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由于缺乏生态环境税收的调节，中部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从“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增长模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恶化了生态环境，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