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赢利行使收益权的模(2)
2017-09-07 05:41
导读：二、政府尚未能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赢利行使收益权 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一直在快速增长，1998年全国的国企实现利润仅为213.7亿元，199
二、政府尚未能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赢利行使收益权
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一直在快速增长，1998年全国的国企实现利润仅为213.7亿元，1999年猛增到1145.8亿元，2002、2003、2004和2005年分别达到3786.3、4769.4、7368.8和9047.2亿元。2006年159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546.9亿元，同比增长18.2%，1031家省市级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097.2亿元，同比增长38%。2006年国有企业共计实现利润超过9600亿元。这些利润去哪里了?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人民的，因此，它们所获得的盈利都应当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所以，国企应该向国家分红。但是，从1994年的财税改革起，国有企业就没有向国家财政上交利润，其依据是1993年底颁发、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根据决定，“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但实施的结果却是所有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所得利润不上交国家作为财政收入。既然国有企业的利润没有向国家分红，则所获利润就是变成了所有者权益留在企业里。那么，国有企业将这么多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除了用作流动资金、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和新增投资外，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现象，表现为将利润隐藏或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形式分配，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十六大”后，国企改革倡导“三分开”：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利税分开。在利税分开的前提下，必须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其他投资者的收益都很清楚，非国有的、外企的利润都要拿走，问题就集中在国有企业、国有投资这块。国有企业的投资利润在利税分开的情况下，也要像其他投资人一样，让出资人享受一部分权益。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曾指出，在国家尚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了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日益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并积重难返。 部分国企的巨额利润结余，全部由国有企业自主支配，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企业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容易乱投乱花，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极大浪费、损失和各种形式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认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的李荣融曾公开表示：“国资委最大的权没有落实，就是收益权。因为出资人最重要的权是收益权。”这充分说明政府尚未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赢利行使收益权。这种做法带来了以下危害： 第一，使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名不符实。根据现代产权理论，资产所有者取得或占有资产收益，产权人怎样占有资产，就应怎样占有收益。依据我国宪法，国有企业是全民占有的公共财产，那么，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也应该由人民群众共同拥有。所以说，国有企业独占利润的做法使其国有性质名不符实。
第二，造成国家应得财政收入的流失。我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投资组建了数目众多的国有企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它们为国家创造财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国有企业把应上缴国家的利润留在企业里，自然就造成了国家应得财政收入的流失。
第三，给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既然国有企业利润没有向国家分红，主要去向就是转为所有者权益留在企业里，用作新增投资。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例，从2000-2003年，4年的净利润合计为954亿元，但2004年的固定资产却比2000年增加了934亿，这就说明了大部分的利润转为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投资比例一直相当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过一半。2001-2004年分别是47.3%、43.4%、39%和35.5%，虽然未过半，但仍占比例最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中，城镇投资75096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53.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2%。2006年1-7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44770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占46.6%。可见，这两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膨胀。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一般是政府频频干预管理及限制准入的行业。一方面，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能对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大多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行业外的能够作出积极反应的投资者难以进入。每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后，出现能源、原材料、
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瓶颈”，而由于投资缺乏产权约束，往往导致过度投资。由此形成“短缺——加大投资——过剩——压缩投资——再短缺”的恶性循环，是周期性经济过热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