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需扩张型财政政策与资本市场(2)
2017-09-16 02:47
导读：三、投资的资本市场主导期与公共部门和公共财政 上述表明，我国的财政预算制约了中央财政政策的发挥。这是的客观必然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三、投资的资本市场主导期与公共部门和公共财政 上述表明，我国的财政预算制约了中央财政政策的发挥。这是的客观必然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国以来，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国民收入格局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也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需要集中财力建立体系，因此采取了“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这样便于国家集中财力物力以尽快的时间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这种集中的计划体制产生了不少的弊端，主要是无法有效地解决除中央政府外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加深，国家的分配政策开始向地方、和个人倾斜，这就使得银行存款增多，而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连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中的投资资金来源变为以银行资金为主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由于银行没有市场化，而经济制度中市场与政府的相对结构问题也没有理顺，国有银行实际上一直充当了“第二财政”的角色。作为过渡经济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与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在以个人为主的投资力量还不成熟，政府仍然必须作为投资主导角色，而政府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结构又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如此的安排是一种客观、必然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又必然由于激励与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私人部门投资效率的低下以及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间产品组合效率的扭曲。某些企业因在建设中“求洋”、“贪大”，陷入了严重的资不抵债的困境，这说明了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面临的艰巨任务。而银行系统大量呆帐、坏帐的产生也就成为的了。要化解银行资产负债状况严化所隐含着的巨大风险，从根本上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的推进来实现。大量的呆坏帐来源于经济的无效率，而微观经济的无效率又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从投融资体制的角度看，如何使投资主体具有良好的激励与约束，尽快使投资决策真正市场化，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中投资不足与消费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制度转型尚不彻底所引起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投资的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市场化进程，对企业与银行投资约束的由“软”趋“硬”，比如由各级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盈利状况提出标准等；而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积聚起来的个人资本由于现有直接融资体制的压抑，投资渠道尚不畅通。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下，银行超储借贷，国有企业投资动力不足，而许多风险性投资、高技术投资却无从进行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消费方面来看，也由于在住房、汽车等消费上长期采取了抑制性的政府政策导向有关，使得新消费热点难以生成。再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在投资与消费不足的同时，有一种商品却是远远地供不应求，这就是“资本品”。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游资汹涌，新股超额认购常在千倍以上，股市一再扩容，市盈率仍维持在40倍有余，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投资体制中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结构作一深刻的反思。事实已经表明，我国的投资体制正在向第三时期——资本市场主导期推进，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势，顺应这一趋势，强化改革力度，那么投资主体的激励与约束问题、银行风险问题、投资消费不足问题都是可以被很好地解决的。 既然逐步进入投资的资本市场主导期，扩大投资主要地应由资本市场来完成，那么财政政策是否就是无能为力的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只有直接投资一条途径来扩大内需，它也可以借助资本市场，通过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鼓励通过资本市场投资来间接地达到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而且在现实中，往往采用后一条途径能使经济更少扭曲，收到更好的效果。 首先，财政学的发展告诉我们，财政学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它表明，财政活动的范围应该限制在公共品提供上，而私人品的提供应采取非公共提供的方式，否则将造成效率的扭曲。而在现实中，纯粹的公共品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兼有公共品性质与私人品性质的混合品。如果这种混合品的“拥挤性”严重，那它就偏于私人品的性质，应主要采用私人生产与私人提供的方式。在我国，由于公路、桥梁、电力等“拥挤”程度严重，因此往往更适合采用私人提供与私人生产的方式，再加之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方自然条件与利益格局差异很大，因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等方式采取“谁受益、谁投资”的策略是符合经济效率的理论原则的，在实践中也已被证明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这类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的公司也为数不少。因此，即使对于基础设施等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好，而采用私人提供的方式在实践中往往被证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其次，同样根据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对财政政策的认识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财政收支政策的范畴，事实上政府行为的经济侧面都可被描述为财政活动。在市场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产权明晰以及市场行为的交易——信息费用最小化。从投资体制的角度看，就是应保证各投资主体充分、平等的投资权利，并尽可能地减少交易——信息费用（包括因未束产权的不确定性而隐含的风险），从而使投资活动活跃起来。
